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迈向强国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　　文/袁钢明　　我学术访美刚回国，正值中国“两会”召开。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充满豪情，展示出中国经济飞渡雄关乘胜前进的恢宏气势。当前全球抗疫局势未稳、经济深度衰退。在此关头，中国“两会”召开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总理报告开篇宣告，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取得了世界瞩目、可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性进展。疫情突袭之下，中国和很多国家一起陷入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的两难矛盾中。中国在抗疫和经济两方面承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巨大压力。中国全民同心协力，沉着冷静，既控制住了凶险病毒的肆虐蔓延，又将陡然下跌的经济扭转为正增长，率先冲破难关，走在了全球抗疫和复苏的前头。　　我从美国回国启程起，就感受到比美国严格得多的中国防控疫情措施。在中国使领馆规定安排下，从纽约转机至旧金山，核酸和血清双检测合格后登上回国航班。美国国内航班不作健康检测，风险甚高。一登上检测严格的回国国际航班，就离开险境进入了高度安全的环境。落地上海浦东机场后，在身着白色防护服人员引导下完成比美国核酸检测等一系列更严格的程序后，入住隔离宾馆14

3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就“全球数字治理新格局”的话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涛雄提出了数据要素的新特点和数据治理的几个原则。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涛雄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核心要素，但区别于传统要素，它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塔是非竞争性的，数据可以几乎无成本的复制。二是从收益来讲，它可以规模暴涨递增，一条数据几乎没有价值，但是1亿个人的数据的价值就大大增加。　　针对全球合作进行数据的治理，刘涛雄提出了以下三个原则。　　首先，根本目标是要让全球的数据市场能够运作起来。如果治理使得全球的数据市场支离破碎互相分割，不能发挥它的规模效应，那么全球数据治理的措施或许就是失败的。其中，需要有政策工具参与进来，比如中国做了很多探索，如关于数据的确权，关于数据市场的交易合约需要一定的规范和结构等。　　第二，要创新监管的思路。数据是一种全新的生态要素，不能用传统的思路来监管。举个例子，比如现在各国，不论欧洲、美国，还是中国都碰到了在数据产业领域反垄断的问题，看到有很多反垄

在百年不遇的世界历史转折时刻，党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认为，“双循环”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战略调整，是从被世界秩序欺压到被世界秩序领导，再到主动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跃进。文章从中国出发，论述如何建立亚洲共同体，如何构建世界新秩序。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双循环是历史大变局下的战略选择　　在百年不遇的世界历史转折时刻，党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开放经济格局已经经历了两次战略调整：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调整；第二次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之后的拥抱“全球化”战略调整。“双循环”是第三次战略调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对外关系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学习前苏联，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主要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全球人民都处在一种被疫情笼罩的恐慌之中。疫情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改变，给全球各个国家也带来了很多改变。当然，商业世界也不能逃脱其外。其实上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是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我们回过头来总结这两次疫情的时候，它们会有什么相同点？本文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在2020年哈佛商业评论新增长大会上的精彩洞见。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两次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当时普遍悲观的情绪中窥见到后疫情时代的变革以及新的机遇。他指出，尽管当下及未来我们要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但三个条件可以让我们保持乐观。第一是疫情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比较宽松。第二是压抑的需求最终一定会释放。第三是我们赶上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时点。他认为，未来商业变革的新机遇在于：一是数字经济，5G带来的万物互联会大大颠覆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二是地理经济，一定要实现大规模的人口重新布局，这里面有很多约束，不仅有人的户籍因素，还有很多约束性生产要素，下一步一定要打破。三是绿色经济。2030年要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这背后是整个产业的重构，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来自于亿万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服务于亿万人的需要。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始终是宏观经济分析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变量之一，甚至往往是最为关键的变量。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曾经先后出现过三个人口生育高峰期（图1）。图1：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出生人口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发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到1958年，这是人口生育在经历了数十年长期战乱之后出现的恢复性增长。在此期间出生的人口可称为“第一婴儿潮”世代。如今，“第一婴儿潮”世代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或者即将从工作岗位退休，开始步入老年生活。第二个人口出生高峰期发生于1963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出生人口数量最多的一段时期，每年出生人口数保持在2500万人以上。其中，1963年更是达到3000万人，创下了我国人口出生数量的历史记录。在此期间出生的人口可称为“第二婴儿潮”世代。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二婴儿潮”世代成为各行各业的中间力量，时至今日

新型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中国“十三五”期间始料未及的挑战是，从2018年4月份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给“十三五”规划的执行带来了困难，比如一些单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收入指标增长受到阻碍。尽管如此，“十三五”的目标基本完成，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益、环境、精准脱贫等方面。“十四五”期间最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是外部环境持续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以后，使得原来以为可能需要15到20年才能发生的一些变化提前出现了，未来几年还会持续加快，具体说来即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浪潮很可能会在“十四五”期间有所演变，也可能会不断高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主要发达国家国内矛盾激化，对全球化的需求度在下降。另外新冠疫情也使得很多国家的注意力转向了保证本国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完整上，他们担心全球化会影响到自己的经济社会安全，不可避免地在疫情过去之后会有一股产业链重新布局的浪潮，这会带来对中国的冲击。“十四五”期间，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很可能会风云激荡地演变，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之所以国家提出要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格局，一个重要考虑基于此。当然全球化仍然是世界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