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时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的奋斗目标。　　那么如何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第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在实践中，将共同富裕狭义理解为解决收入差距的“唯收入论”，在认识上的误导性极大。因为从本质上讲，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绝不只是经济收入的提高，更本质和关键的是教育及健康水平、主观获得感等方面的提高。　　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应该超越“唯收入论”，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摆在核心位置上，全面考虑人的健康、受教育和发展机遇等方面的因素。共同富裕不能简单停留在收入平等上，而是要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一个相对平等的发展机遇，让他们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享有相对公平的条件，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社会活动，使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提升获得感和满意度，最终要通过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实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实现人的全面

5月20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今夏将发布有关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DBC）相关报告，为美联储决定是否发行CDBC提供参考。今年以来，多国央行加速研发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DBC），在此背景下，数字货币未来会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何种影响？5月22日，在2021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接受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专访时表示，首先，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变是大方向，其次为了使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变的成本更低、更加有效，对世界各国都有好处，数字货币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至于怎么用，要去试。央行数字货币自然要从M0到M1、M2此前有观点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替代M0只是起步，但也有人认为，央行数字货币会仅限于M0。对比，鞠建东对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表示，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替代纸币，自然是要从M0到M1、M2，但走到什么程度，纸币和数字货币之间的份额是什么样，如何互相支撑，还要慢慢看，现在只能是一步一步向前走。未来，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会对跨境支付会产生什么作用，又会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何种影响？鞠建东表

◇数据表明：上游涨价并未传导至下游产品，这意味着大量的中下游制造业企业利润受到双重挤压　　◇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衍生品市场的比重不到20%，而发达国家均在60%～80%，面对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我国制造业企业缺乏衍生品工具进行对冲，以减少损失　　今年1～6月，我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9.2%，高于全部投资6.6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9.7%，高于全部投资12.7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制造业投资正在回暖。　　制造业内生增长动力有所减弱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当前，我国正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202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85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之和；我国制造业增长值全球占比超过28%，对全球制造业增长的贡献超过35%。建设制造强国已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内生增长动力有所减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大部分年份不及GDP增速。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32.1%逐步下降至2020年的26.2%，降幅高于全球水平。　　二是制造业市场主体规模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02年以前，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维持在非常平稳的状态，但在此后开始迅速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重由2%激增至14%以上，并于2007年达到峰值；同一时期，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也一路攀升，占GDP比重由3%扩大到了7%。直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盈余规模和美国的赤字规模才开始缩小。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探讨对于是什么因素导致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和走势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一词。其中，最著名的论断来自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他以中国等新兴国家储蓄过剩为由来解释美国巨大的经常账户逆差。除此之外，针对中国经常账户自2002年之后快速上升、2007年之后开始下降的现象，国际上对前者的解释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而对后者的解释是经常账户由于金融危机而收缩。但是，以上理论都只能片面地解释经常账户失衡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且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不同于以往的观点，笔者的论文从贸易环境的变化中得到了启示。21世纪初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一系列贸易改革措施逐步推出并落实。例如，2000年5月，美国通

当前我国通胀形势呈现出较强的特殊性。其中，两个“缺口拉大”的现象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第一，PPI与CPI之间“缺口拉大”。今年5月份，PPI同比上涨9.0%，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在PPI快速冲高的同时，CPI同比增速尽管也有所上行，但仍处于1.3%的较低水平；核心CPI亦只有0.9%，服务品价格涨幅还有所收敛。于是，PPI与CPI之间额缺口达到7.7个百分点，创历史高点。第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之间“缺口拉大”。今年以来，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涨幅持续快于出厂价格指数。5月份相比去年同期，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12.5%，出厂价格指数上涨了9.0%，两者之间的缺口达到3.5%。这意味着，工业企业作为整体而言，成本的上升速度快于下游客户可接受价格的上涨速度。总体而言，本轮通胀是典型的成本推升型通胀。在疫后经济恢复不稳固不平衡、总需求仍然疲弱的情况下，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向需求端传导面临阻力，难以转化为全面通胀风险。调研显示，中下游企业是本轮成本推升型通胀压力的主要承担者，相比而言终端消费者受到的影响目前为止还较为有限。事实上，受总供需格局变化及其他一系列结构

随着近年中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和跨境资本流动不确定性的增加，商业银行和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外债债务人类型的主体。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银行外债余额占46%，企业外债余额占比接近40%，而中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负债（包括存款、贷款、债券以及其他负债）中外币负债占比达66%，说明通过商业银行负债渠道流入的资本规模相当可观。中国从2015年起逐步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当前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主要思想是将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与其资本金挂钩，并设置杠杆率和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予以调控。然而，目前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管理主要还是行政性管理。十四五规划提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推动和企业自主选择”。为了防范金融危机与金融封锁双风险，中国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另一方面又需要切实可行地管理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文将基于中国全口径跨境融资的发展现状及其管理实践、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未来跨境融资管理的思路，提出在现有跨境融资管理措施基础上升级的“跨境融资累进准备金制度”，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防火墙，同时加快跨境融资开放。鉴于银行业跨境融资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