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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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界的发展贡献清华力量

  2024年4月29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斌代表学校致辞。他指出，清华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历史悠久，培养了一批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经济学人才，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学校成立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提供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在推进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科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研究院继续发挥基础研究和学科协同发展的优势，为让世界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为世界经济学发展贡献清华力量、中国力量。[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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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社科学院院长王天夫：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中国发展经验中最值得提炼的经济学新知

  2024年4月27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王天夫出席并致辞。　　王天夫谈到，2026年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百年，百年风雨，整个清华人历经沧桑。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恢复成立后，始终秉承传统，坚守本心，为中国社会科学创立和发展，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复兴和重建，和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建设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介绍到，从清华大学建校伊始，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课程就已经开设了，1926年开始设立17个学系，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最终这个牌子挂出来是在2012年，历经了社会科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等。“社科学院提出的口号是社会情怀与科学精神，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直在推动，促使着我们向前。”他说。　　另外，清华社会科学从84年复建开始，培养了大量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优秀人才，在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努力进取，成果丰硕。　　同时， 王天夫表示，清华社科学院近年来召开了一系列的专题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如何推进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加[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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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预算软约束——经济体成败的关键因素

  近期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哈佛大学讲席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出席并演讲。 埃里克·马斯金深入探讨了预算软约束概念及其对经济体成败的影响，这一概念由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提出，指的是贷款机构难以控制对企业的贷款，导致企业获得超出预期的补贴或贷款，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金融约束失效现象。马斯金认为，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东欧和苏联中央集权经济体的失败至关重要。 他指出，预算软约束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央集权经济体中，它解释了这些经济体效率低下和最终失败的原因。相比之下，西方和中国经济由于其分权特性，不太容易受到预算软约束的影响。 马斯金介绍了谢弗在1989年提出的预算软约束的第一个正式模型，该模型展示了企业在不努力自救的情况下，政府为何会进行救助，以及企业因此获得的动机问题。然而，谢弗模型未能区分集权与分权经济下的救助行为。 随后，马斯金分享了他与比利时经济学家马蒂亚斯·迪瓦特里蓬共同开发的另一种预算软约束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快项目和慢项目的不同投资特点，以及企业家与贷款机构之间的信息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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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稻葵：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核心是激励机制和机构设置要搞对

  2024年4月27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会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出席并演讲。李稻葵教授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三个基本理念：第一，政府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不仅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政府由两部分人员或机构组成，一部分是常设机构及其公务员，另一部分是政治活动所产生的决策者及相关机构；第二，政府的行为直接决定着现代市场经济的表现；第三，政府的行为取决于自身的机构和激励设计。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希望厘清政府的激励和机构设置，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建设高质量市场经济。李稻葵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在遇到“卡脖子”问题的同时，也遇到了“卡脑子”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学理基础尚未厘清，这也经常成为部分国家指责中国的话柄。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需要基于中国的实践，将中国学派升华为更具普遍性的、更有生命力和接受度的经济学新学科，这也正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学会(SAGE)成[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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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卡布伯·玛利亚拉：信息充分是对政府行为激励的一个重要机制

  2024年4月27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内罗毕大学教授、经济政策伙伴关系（PEP）执行董事简·卡布伯·玛利亚拉出席并演讲。　　谈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简·卡布伯·玛利亚拉以非洲为例，将政府作用总结为五大行动支柱：第一是监管，第二是资源分配，第三是再分配，第四是维持稳定和采取促进行动，最后是管理外部性。　　是什么激励着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基于非洲国家背景，简·卡布伯·玛利亚拉从两方面来看待激励，即正面激励和负面激励。　　她指出，首先，正面激励其中之一是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第二是解决公平问题和分配问题，最后就是解决失衡、外生冲击和周期性波动。　　在负面激励方面有三点，这些都与政府失灵有关。　　第一点是寻租行为。她表示，在许多政府中尤其是在市场不完善的非洲，有人为自己谋取利益。通过引导政府干预，将帮助穷人、农民、消费的补贴变成某些个人的私人收益，尤其是那些政府工作人员。　　第二点是庇护主义。政府决策者会有选择性地进行干预，以利于特定个人或公司群体换取政治支持或经济利益。　　第三点是掠夺。即在非洲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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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赋能型产业政策可以被称为第三大宏观政策

  2024年4月27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浙江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先海教授出席并演讲。黄先海首先介绍了赋能型政府的行为特征。赋能型政府行为是指对市场主体的动态竞争能力进行中立普惠赋能，实现市场友好、创新增进的政府行为。具体来讲：相对于主流的规制性政府，赋能型政府在确保一般范畴的竞争型市场规则之外，还对市场主体实施并非限于“规制”的影响；相对于传统发展型政府的选择型干预，赋能型政府的介入聚焦于对市场主体在新兴经济领域的发展机会、条件和平台的中立支持。赋能型政府经济介入行为体现出三个特征：一是非价格扭曲性，二是非有偏选择性，三是非以邻为壑，或者非零和博弈，也可以通俗地称为多边、双边友好型。与不同的政府行为特征相对应，产业政策也有不同的种类。黄先海指出，第一种是选择性产业政策，第二种是隐形产业政策，第三种是赋能型产业政策，即中立赋能产业发展机会、稀缺要素引育、非扭曲性政策激励，增进创新驱动和竞争能力的产业政策。赋能型产业政策既有发展型政府使命与引领的特征，但更强调面向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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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考虑财政资源统筹问题

  2024年4月27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出席并演讲。马海涛认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再三提出的“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指某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是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改革。1983、84年是改革国家和国营企业分配关系，1994年是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新一轮改革的逻辑起点是不是聚焦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必须要厘清。在他看来，新一轮改革的“新”，首要指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三新一高”的框架下去思考如何进行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其次，改革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目前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程度严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财政状况严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些都是和财税体制有关的结构性问题。因此，下一轮的改革方向，首先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调整力度，财税不分开，财税要联动；其次要考虑整个财政资源的统筹问题，全盘协调新使命、新要求和改革措施的系统性。[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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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副校长董志勇：从电梯博弈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24年4月27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董志勇出席并演讲。　　董志勇从政府与市场在电梯安装项目中的博弈及关系演变为切入点，分享了自己关于两者传统关系的思考。他表示，政府行为对经济市场运行影响深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因此，有必要深入思考并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从主体角度来看，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互动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在公共品理论研究领域，探讨政府决策对市场行为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董志勇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政府逐渐归位做裁判，释放市场主体运动活力的过程。因此，未来应该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定不移去杠杆。同时，应该及时减轻企业和居民的非税负担。同时加大减税力度，鼓励企业进行高端的制造业或者信息服务业、环保投资，增加居民消费能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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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周黎安：地方政府“锦标赛”机制与高质量发展

  在最近举行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周黎安就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尤其是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持续性和国际适用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他首先解释了“锦标赛”是地方政府间围绕经济增长的竞争，包括招商引资、抢项目等行为。周黎安教授认为，尽管当前中国强调高质量发展，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并未消失。他指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追求多目标平衡，包括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创新和区域协调等。地方政府的竞争已从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转向多目标导向，这要求官员在参与竞争时必须考虑到更多维度，如GDP增长上限不封顶，但安全环保等一票否决项则至关重要。通过调研他发现，面对多目标的竞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展现出全能冠军的特质，而另一些则可能出现“躺平”现象，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构成挑战。他强调，如何实现多目标发展，同时保持地方竞争体制的有效性，并与高质量发展相兼容，是一个理论上和政策上都值得探讨的问题。谈及“锦标赛”机制在国际上的复制性，周黎安教授提到，虽然在一些民主国家如美国，选民在选举时会通过比较不同州的关键指标来进行信息处理，但官员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他[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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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培林：提振经济要从四方面着力

  2024年4月27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培林出席并演讲。刘培林表示，提振经济要从四方面着力。第一，构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拓展技术来源和外部需求空间；第二，深化改革，为企业的长期主义创新和投资活动，提供可预期的长期主义营商环境；第三，引导全社会正确看待增长潜力，避免低估潜在增速。与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相比，预期引导不用动用真金白银，对经济活动扭曲也较小。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都提出以国家发展规划引领财政货币政策，这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而是说中长期发展规划应在潜在增速以及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对宏观政策提供方向性指引。为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避免低估现阶段潜在增速，刘培林围绕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判断：第一，中国人均GDP跟美国、日本、韩国相比还有中高速增长空间，未来一段时间潜在增速虽不会像过去40多年那么快，但仍有可能保持一段时间中高速增长。第二，不能因为所谓人口红利消失而低估未来增长潜力。二战以来高速增长的典型事实是，人[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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