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阿尔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

 ● 中国40年成功经验在于资源配置和技术方面

　　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和非比寻常的。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实现了高速的发展，人均GDP平均达到了9.5%的增长率。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84%下降到2016年的10%。而且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种平衡感还保持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不容易的。良好的制度设计也对GDP的增长起到了巨大的贡献。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的这种平衡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投资率很高，大家都很有信心。

　　在资源方面重新进行了配置，资源从低效率的地方流动到高效率的地方，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也带来中国高速的发展。资源很多种，有人力的资源，有原材料资源、资本资源等等，我们看到这些资源在中国的配置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带来了中国不同寻常的发展。所以中国应该说示把教科书上的资源再分配，优化分配的原理执行的非常好的一个国家。看过去一段时间经济情况，中国在生产效率方面仍然要有一个追赶的过程，需要有人力方面资源方面的积累。但是总的来看，中国还是能够很好地实现创新，并且能够在这种政府主导的资本的发展和积累方面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在技术的层面上，我们会看到在人力、人才的培养方面做得非常好，人才的这种资本的积累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

　　我们在这里自然要提到两个挑战，这是中国未来继续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可能不得不遇到和处理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总储蓄率中国非常高，大概达到了50%，最主要是国内投资造成的。但是，服务经济和创新实际上是需要更多的国内消费的。中国过去发展的精髓就在于资源如何进行再分配，同样这次我们也有这样的需求。我们都知道贸易在中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也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外汇储备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呢？因为中国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它有的时候就会面临一种巨大的资本风险，这是需要考虑的。在政治层面，过大的外汇储备，尤其是在贸易当中获取的储备可能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战。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很多西方国家都出现民众抵制国际贸易的事件。全球化可能对于一些国家确实造成了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技术革命又或者说是因为金融危机，在美国、法国我们都需要去解决这样的情况，那确实我们会看到制造业领域中大概有5.5%左右的就业机会没有了，而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进口是不断上升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贸易战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和成本何在有法国经济学家也做过分析，贸易战很可能会带来非常惨重的后果。我们做了一些假设的情况，一些比较极端的场景的情况下，比如说对于制造业产品的关税增加60%，我们看到中国、美国和欧盟间的关系会怎么样？不同的贸易部门加总之后对于GDP的损失会是多少？我们会发现对于欧盟来说会造成4%GDP的损失。也就是每年大概是1240多欧元GDP的损失，相当于每个人每个月会损失最低收入这样的一个水平。现在不仅仅是货物的贸易，还有很多一些国际分工，比如说刚才讲到的一些欧洲、美国车企都在中国有生产。还有一个挑战就是，中国怎么能够去来帮助WTO更好的设计一些规则、框架，我们知道美方目前对于WTO还是比较有不同意见的，希望中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个挑战，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社会契约的挑战。中国如何采用一个分散式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权力的集中和宏观调控等等这样的一些做法。我们也讲到对于社会契约、社会信任这一块的挑战，我想提醒一点是，如果想要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复杂图。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机制、体制，但是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每一个商业交易都有一定的真理在里头，一定的诚信在里头。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那也可以通过缺少相互的信任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表示对他人的信任，在这个社会里头有多高的一个程度，实际上是跟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的。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中国是排在比较高水平上的。我们再去看信任的构成实际上有不同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我相信我熟知的人还是相信我第一次见到的人。跟西方国家的比较，根据调查显示，如果把这两层的信任做一下比较的话，中国在信任家人和邻居的分数是83.7%这样的一个水平，西方国家可能是81%。但是，如果再看人际关系更浅一层的信任，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比例会非常的低，只有11%左右，而西方国家有49%，北欧国家有68%。

　　当然，我不是想给大家去做一些结论，但是我们实际上对他人的信任度是非常低的。比如说，在法国大家最信任的是首先消防员，第二个是杀猪的，然后再是本地的一些艺术家。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比较。我们知道，个人关系在传统一些产业、某一些大的企业，垂直型这样一些行业架构是非常适用的。但是如果想要成立一个创新经济体，能够让创新的想法来散播的话，需要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信任，就是我刚才讲的更高级别的、对于机制的信任，对于他人的人际之间的信任。所以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讲，一个大的挑战就是要去解决这种收入不平等，中产阶级崛起和保护养老金改革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刚才也讲到，中国曾经是一个转型经济，欧洲也有很多的转型经济，我们也一直呼吁不应该把所有的决策都放权。在一个报告里头我们讲到，一方面要有放松管制，但是它对于信任以及人们对这个国家的信心方面是有一些负作用的。中国要去哪里构筑这样的信任，中国必须得自己找答案，我们不是从经济角度如何去做这样一个社会契约的构建，而可以通过其他的领域去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