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k Berglof：产业政策与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国家政府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需要产业政策，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如何去培养这样一些能力，这是我会来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

　　首先讲一下中等收入陷阱，围绕它有很多的理论和一些学界的观察。什么来决定经济在某个时点上的经济增长率，比如说90年代提出的条件趋同规律。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落后者是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即可以通过体制、技术方面的跨越式的增长，从落后的情况来超越，所以这是落后的一个优势，我们也确实见证了这样一些实践。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到高等收入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论文里面也提到只有几个国家成功实现了这样一个升级。这个话题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分析和研究，在某一个收入层上，经济发展可能会止步不前。经济增长得比较快的一般都是这种中低收入的国家，一般来讲他们的速度会比中到高跨越时的速度会更快，所以中等收入国家在某一个收入层次上止步不前。

　　从投资拉动增长到创新拉动增长的转型也是非常难的，这叫做结构性的调整。因为它需要经济结构做调整，同时经济机制也需要进行改造。这种转型的能力，我们也希望来分析；关于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或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我们也需要去考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体现在转型的能力确实是越来越高了。

　　加入欧洲开发复兴银行东欧、中欧区域国家的经济体在98年的人均GDP的增长比较高，在全球领先技术方面不断地追赶。当然在这个领域当中，历史上的经验不见得注定能够在新的领域当中、新的挑战面前同样获胜，因为技术领域变化的速度更快。此外，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社会公正性、平等性，因为这个变化会导致一些政治层面的变化，还有要考虑的因素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环境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像现在这样强度的强调。说到技术，在各国的转型改革过程中，技术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全球价值链，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快速融入全球的价值链，中东欧的国家也是如此。当然这种价值的变化速度本身非常快，一些传统的大企业可能是比较抢眼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关注点被放在了中小型企业，或者说整个商界的生态系统的建设，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生态系统的建设。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几个明显变化：第一个变化，全球价值链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也意味着进入一个特定领域的门槛在降低，比如说你可以只做汽车的变速箱，不见得要去生产整个汽车。第二个变化，信息传递的成本急速下降，这也导致了在全球价值链当中设计和生产进一步的碎片化。第三个变化，有可能对机器人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它会大大的降低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性。第四个变化，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的变化，在现代经济体当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相对上升得比较明显。比如说英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向相对落后的经济体转移，越是经济发展的国家，这种服务业崛起相对就越早一些。

　　第二个挑战就是社会公众方面，这个和就业有关系。一些传统的想法会认为这种社会公平对于就业和经济的增长主要体现在发达经济体。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随着工资变化的差距更大，这种不平等实际上在加剧，也会带来社会上的争论和争议，这是一个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挑战。这里有一个例子，2006-2016年很多的国家都发现自己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在减少。

　　再来说说环境上的挑战，环境挑战意味着需要面对不断增长变化的污染环境，以及对整个生物环境的威胁，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除此之外，从一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可以反映出一种不平等、不均衡，即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环境保护上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发现中等收入的国家，实际上污染程度更高，而且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在那些造成污染更少的产业部门当中获得足够的竞争力。

　　要面对这些挑战，实现跨越式的追赶发展，肯定是需要产业政策的。在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个概念是新熊彼特主义的方法，即生产力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产业政策范围也和国家的创新方式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能力决定了哪个领域里的产业政策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在这方面发展中的欧洲国家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一个核心的条件就是政府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来交付足够的公共产品，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政府部门，以及司法的部门，来产生一个先发优势。那么在竞争政策上，需要有独立的司法和行政部门，这两个体系要独立，并且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和执行竞争政策。

　　新熊彼特主义的产业政策，是指生产力的提高会提升一个国家的增长水平，这主要是由创新来决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竞争政策所带来的结果是不尽相同的，可能在有些发展阶段竞争政策会带来比较好的结果。但是，在有一些产业或者在有一些发展阶段里面，竞争政策未必带来预想中的效果。所以，各个国家都希望能够从相对低效和高能耗的产业部门向低污染高产出的产业部门来转变。各个行业内部的这种一致性对发展中的经济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有一个长尾效应。怎么来应对这样的长尾效应呢？就需要进一步地通过把落后企业赶出去或者提升他们的能力来压缩企业的分散度，政府要能够大胆放弃掉没有竞争力的行业。

　　关于产业政策的类型，我们能想到的产业政策首先有技术中立性的水平政策，能够适用于整个经济体的各个部门的产业政策。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垂直的产业政策，就是选定特定的行业或者是企业来加以支持和保护，我们称之为像企业家一般的政府，那就是说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风险投资家一样。还有一些中间性质的产业政策，会选定一些特定的部门，然后提供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又或者说会针对一个特定的产业部门，来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扶持；也会选定一些产业部门做一些创新的扶持，来支持IT的发展，比如在相对传统的农业部门当中推广信息技术；还有将各个分散的企业更好连接起来，实现一个协同的效应。所以，产业政策和国家是密切相关的，从垂直产业政策，到像企业家一般的政府，每一步的难度越来越大，也和国家的具体能力息息相关。

　　就新兴国家来讲，一般考虑寻求直接影响的产业政策，因为会很清楚知道这个产业的政策弱点在哪里，落后在哪里，非常有针对性来加以支持和补充，来推进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随着经济发展相对成熟以后，可能就不再需要这样做了。产业政策和国家能力之间存在一个悖论，有的时候过度关注竞争可能会适得其反。针对公司的一些垂直的产业政策，要关注风险的捕捉和防控不确定性。针对特定产业部门的产业政策，对于制度的要求不那么高，但是在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面前，还是相对比较脆弱的。

　　当然也有产业政策和其他的配套政策结合得非常好的成功的例子。比如说，让特定的产业更好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提升产业里面的通信技术的水平。同样，减少碳排放以及可持续发展，也是需要产业政策来加以配合和支持的。

　　最后我想说，一些1998年起飞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他们在相对的低收入水平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却没有办法成功迈入高收入水平，但是有一些国家表现很亮眼，比如说中国。中国也在努力的进行转型，与此同时，一些欧洲经济体也在努力的做转型，我相信这些国家还是有很好的潜力，中国也有能力能够朝向更高的收入水平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