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探寻中国成功奥秘需研究政府角色

　　我想讲的一个主题是中国政府在过去40年为什么能够这么快速的发展？前面几位都讲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在过去这40年里面，在经济方面是不是创造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我自己的观察，恐怕在经济组织方面，我们创造的独特的东西是比较少的，如果说中国1978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型，这个转型一定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我们采用的这些经济政策，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东西，差别不是很大，比如说我们没有照着华盛顿共识做，但是对照一下华盛顿共识，中国恐怕做了80%。

　　中国在经济学意义上没有创造很多新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东西，更可能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就是改革不彻底。我们早期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乡镇企业，政府直接下海干，那是因为当时不允许民营企业家，很多乡镇企业都是所谓的红帽子企业。我们今天看到的政府，在经济领域扮演了很多的角色，事实上效率都是非常低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模式并没有创造很多新的东西。倘若横向比较，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几乎是99%，全世界范围内如果要找到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朝鲜，一个是古巴。事实上经济的赶超是在少数国家或者是地区发生，中国为什么成功？我们去研究政府的角色，还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研究政府的角色，对中国来说更多的是研究中国政府为什么采用了好的经济政策，这大概是中国能给我们提供更多东西的地方。中国政府为什么采用了好的经济政策？首先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因为在中国不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不太容易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搞明白的。我个人觉得邓小平的伟大之处，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那么什么时候开始重新中国化了呢？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事实上从党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党回归中国。

　　第一点是党的制度化。过去的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到了1978年之后变成了一个执政党，或者学界说的全民党。党要回归中国的宪法架构，党相对于社会变得更加中性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没有办法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所以政府也变得中性化，一个中性化的政府更容易关注长远的经济增长。

　　第二点就是回归中国哲学。西方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从古希腊开始是征服，征服自然，征服异族，中国是包容性的，我们的哲学是务实主义的哲学。邓小平创造了所谓的猫论，大体上可以决定手段的合法性，有了这个，我们才能改革。看一下改革和1982年的宪法，有多少是冲突的，那么我们改革是改宪法，我们的宪法在不断地改动。

　　第三点是回归中国的治理模式，回归古代的治理模式。古代治理模式首先是分权，我们没有分封制度，在官僚体制下有分权制度。和分权制度相关联的又有一个官员选拔制度，从西汉开始我们做了2000年的官员选拔制度，到了今天我们的党选拔干部基本上回归到了传统上的选贤任能的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克服分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很多国家都搞财政分权，但事实上没有几个国家是成功的，为什么中国是成功的？因为我们这种官员选拔制度给官员注入了约束和正向的激励。这一点对于经济学本身，也是重要的。今天在这里讲政府的作用，我们还应该研究官员，官员是怎么被激励的。比如说官员的人力资本是不是重要的？我们知道人力资本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很少人去研究官员的人力资本，官员权力那么大，为什么不研究官员的人力资本呢？第二个就是怎么去激励官员，周黎安老师和李宏彬老师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研究官员如何被激励，开创了这个领域。只研究激励还不够，中国的官员不仅仅被激励，还有选拔和培养。我和两位年轻的老师以及同学们收集了大量的比较完整的数据，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个体制有选拔和培养的功能，而且选拔和培养大体上来说是成功的。这个对我们研究经济学，特别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研究政治学，还是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