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2025年6月7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暨《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创刊发布会在清华大学成功召开。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过勇发表致辞，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涛雄、清华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石磊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发布仪式。

与会嘉宾包括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黄汉权，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董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刘培林。会议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

过勇充分肯定了ACCEPT研究院自2018年创立以来，为总结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在推进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科的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央财经大学、浙江大学相继成立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中心，标志着该学科在学界获得了认同与支持。在2024年成功举办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习班后，今年的研习班更将走出清华大学与兄弟院校合办，彰显了清华在该研究领域的积极示范带动作用。2021年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英文国际学术期刊成功创立，在包括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国内外经济学界知名学者的大力支持下，研究院今年获批创办《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中文期刊，为该领域提供了崭新的学术交流平台。

过勇表示，清华大学将继续支持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希望研究院继续努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通过学术研究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发挥基础研究和学科协同发展的优势，继续助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科的发展贡献清华力量。

随后，李稻葵介绍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即把政府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直接参与者纳入研究，目标是让政府有更好的激励去培育和匡正市场，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他强调了该学科研究范式的创新，提出文章应先从真实案例出发，再清晰阐述理论，并通过统计表明问题的广泛性和重要性。

李稻葵还汇报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进程，包括英文杂志在学术界取得的成果，以及即将创刊的《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中文期刊。该刊以审稿快、内容易读且传播性强为目标，旨在为学术共同体及政策制定者提供服务。此外，研究院未来还计划将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更名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院，致力于在中国经济实践的基础上拓展出一个高认可度的新学科。

  进入嘉宾主旨发言环节，马斯金首先指出，今年年初美国新一届政府任职以来，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诸多调整：国际上加征高额关税，国内实施政府改革，然而其施政目标和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往往自相矛盾。加征高额关税导致商品贸易额骤降，并不能达到提高财政收入的目的，在处理对外经贸关系时忽视已有的多边谈判机制，采取效率更低范围更窄的单边谈判，制造了不确定性，也加大了贸易伙伴对政策持续性的担忧；对内改革方面，美国联邦政府正在调整机构设置并削减特定领域开支，特别是对高校部分科研经费支出进行冻结和限制，却没意识到基础研究恰恰是美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其公共品属性决定了私营企业无法提供足够的经费投入。

施政目标和实施措施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政策制定者把政府当作企业，只关注盈利与亏损，没有真正理解政府支出的公共属性，没有正确认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忽视了政府对整个经济对于国家提供必要服务的重要性。另外马斯金也谈到，为了让中央银行更好地调节经济波动，应维持其独立性，从而保证从长远角度出发制定货币政策，免受短期政治动机等因素干扰。他最后指出，中美地方政府税收来源构成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激励企业的措施方面具有更大调节空间，这更有利于推动企业发展和当地经济增长。

黄汉权指出，当前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顺差国，与美国等主要消费国之间的贸易再平衡迫在眉睫。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贸易政策已打破既有平衡，倒逼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向内需拉动转型。他提出，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是破解这一局面的关键路径。供给侧方面，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制造业，同时遏制内卷式竞争，强化产业链韧性；另一方面，需求侧的改革则更为紧迫。因为仅靠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已难以见效，必须深化收入分配、社保体系和税制改革，从根本上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尤其在当前消费意愿不足、工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消费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短板”。

他强调，提振消费既需要系统性的政策支持 -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推动绿色消费和高端消费发展等，还要破除制度障碍 -如汽车限购、住房限购及审批繁琐等问题。只有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引导资源配置，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才能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稳定运行。

董志勇从历史视角梳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一直贯穿中西的经济思想史的难点和焦点问题，也是一条时代演进和迭代的主线。在中国古代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学说中，轻重论、国家干预派盛行了很长时间：客观上，中国的气候土壤条件需要政府承担特殊职能；主观上，儒家思想中对政府仁政决策有“为民之父母”的说法。进入近代后，中国产生了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两种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政府派成为主流，但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蚕食市场主体的问题，直到40年代市场开始重新活跃。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贯穿于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制度优势办大事，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并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营体制。在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当下，也陆续提出了要素市场改革、国有资本改革、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等思考。

董志勇强调，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角色非常重要。决策者既要激发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又要发挥政府的比较优势。政府应催化创新、培育市场和完善规则，同时应避免过度的权力示范。

吴晓求认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他指出，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这一原则。“有为政府”的“为”应体现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包括完善法制建设、建立容错机制以及保证政策连续性，从而增强市场参与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非直接主导经济或支配资源。对于“有效市场”，他承认市场存在短期波动和无效情况，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决定性作用。市场的有效性是在动态调整中实现的，其内在逻辑优于行政决策。他呼吁政策制定应遵循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原则，通过完善制度激发经济活力。

达龙·阿西莫格鲁的发言主要围绕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机构的重要性和激励。他首先指出，政府机构是现代治理中除传统三权外关键的“第四支柱”。当前美国政府面临政治化风险，威胁独立公正，引发担忧。埃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大幅削减教育部、NIH等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重创创新根基。其错误在于意识形态攻击、破坏制度稳定与机构使命感，引发人才流失，损害长远效能。

对于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行为背后的激励，他认为，政府机构不宜强经济激励，而应招募合适人才并根据丁伯根法则明确单一使命，避免多目标混淆。他认为，政府机构改革关键在于聚焦关键监管（如AI），废除诸如执照、繁琐审查等低效规定。用碳税/补贴代替过程监管解决气候问题，释放私营部门活力。预算增减并非核心问题，重点在于监管重构。

谈到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时，阿西莫格鲁认为仅改革财政部无法解决问题。赤字根源在于两党极化致使政治制度失灵，造成公众信任低、民主运转不良，需进行根本性的民主改革。对于财政部的改革，他认为无法效仿美联储模式或预设财政契约。因为财政支出是动态政治决策，需灵活应对不可预见事件，僵化规则将束缚有效应对能力。

当下，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缺乏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阿西莫格鲁认为导致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度依赖联邦转移支付，削弱财政自主与激励所致。更关键的是在财政联邦制下，各州陷入逐底竞争或过度监管，严重阻碍项目效率。

丹尼·罗德里克主张重构全球化治理框架与产业政策范式。他认为，传统全球化模式要求各国经济实践趋同并遵守严格国际规则，但因忽视国家发展路径的差异性而失效 -中美等国产业政策的冲突即为明证。理想的替代方案应是中间道路：既赋予各国更大政策自主空间，又建立跨国对话机制以区分"以邻为壑"政策与正当国内目标，通过信任建设减少经济互联中的负面溢出效应。

在此基础上，罗德里克提出突破传统产业政策局限的"生产主义"新范式：在目标上，不仅推动制造业升级，更强调服务业创新与高质量就业创造，主张以劳动力友好型技术革新提升整体生产率；在方法论上，摒弃单纯补贴激励，主张政企通过迭代式协作动态优化政策，并容忍试错及时纠偏；在执行上要求去中心化，需地方机构深度参与，避免中央集权管控。

针对发展中国家，罗德里克认为传统出口导向工业化路径已不可行，亟需转向服务业驱动的包容性增长。核心在于通过"劳动力增强型技术"激活吸纳就业的服务业。虽回报周期长于旧模式，但能直接惠及广大劳动者。其本质是从依赖全球价值链转向培育本土服务经济生态，从根本上回应发展的核心命题 -提升多数人的生产力。

在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继续针对相关领域的热点话题发表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刘培林表达了对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制度与文化根源的思考。

他指出，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其成功不仅为国内消费者带来显著福利提升（如降低高端汽车消费门槛），并惠及国际上的消费者。究其深层驱动因素，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上上下下有一种政策理念，既由“短缺经济”的历史记忆所塑造的重生产重投资而轻消费的政策偏好。长期物质匮乏的深刻体验，内化为全社会对增加供给、扩大生产投资的强烈共识。这种“防匮乏”的心理，在国家的机构设置和政策理念中都有长期而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中国独特的财税结构。制造业的增值税与地方收入关系紧密，而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也主要在上游的生产地而非下游的消费发生地。这导致了地方政府重视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制造业，轻视扩大消费的激励结构。

制造能力快速提升，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目前工业制造能力已赢得全球充分认可，并有效提升了国家实力。但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发展要和消费能力提升相协调。如果生产能力过度超前于消费能力，则不可持续，会导致内循环不畅，并引发外部摩擦。事实上这种局面已经出现，决策者应通过扭转观念和改变政策加以解决。

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的说法，吴晓求指出三点原因：第一，文化观念。社会对资本市场存在歧视，认为办实体企业的盈利比二级市场更具价值，这种落后的观念影响了法律和政策制定；第二，制度缺陷。从历史经验看，大陆法系对市场发展存在制约，使违法处罚过低，缺乏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第三，市场定位偏差。长期将资本市场视为融资工具，忽视投资功能，导致风险溢价缺失，投资者回报不足。他呼吁在严刑峻法的同时完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并强调证监会应聚焦透明度监管，而非多重目标。吴晓求指出，中央已提出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和金融的枢纽，认知的转变是改革的良好起点。

黄汉权认为，当前政府职能设置和政策资源仍以生产和投资为导向，消费长期缺乏专责机构统筹协调，导致政策碎片化、效果不显著。他呼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专门研究和推动消费政策，破解消费领域的“堵点”与“卡点”。

针对是否设立“国家消费局”等机构改革建议，黄汉权认为应重视制度激励与统筹机制的完善，而非单纯设立新部门。他强调，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角度看，提升消费能力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更是政府职能激励体系改革的突破口，需从深层次机制上重塑发展逻辑。

上午会议结束后，来自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法政大学（东京）、广西师范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海南大学、河南大学、胡志明市开放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兰·阿斯塔纳大学、武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印第安纳大学东分校、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的学者还出席了分会场的学术论坛。他们围绕“政府与政策”和“企业、发展与政府”两大主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