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重回较快增长 ——清华大学举办第47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
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重回较快增长
——清华大学举办第47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
2024年7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举办的第47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于线上播出。与会嘉宾包括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会长柴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KKR投资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刘培林；美银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亚洲区经济研究部主管乔虹；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袁钢明等。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上，ACCEPT研究院研究员陆琳（左上）、吴舒钰（右上）、李冰（左下）、郭美新（右下）共同发布了题为“2024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展望”的宏观报告。
院长李稻葵针对报告内容首先发言并强调，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研究团队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并坚定不移地认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定能解决当下问题，重回较快增长、高质量发展轨道。随后，他概括了报告的核心观点：
第一，在保持信心的前提下，要增加忧患意识，防止短期性、周期性因素由于政策应对不及时演变为长期趋势，影响GDP的长期增长潜力。政府部门要更加主动地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设立系统性风险应急管理小组，并推行尽职免责。
第二，引发当下经济问题的最核心因素并不是房地产，而是处于收缩状态的政府部门。通常来说，政府从居民和企业部门征税，从金融部门借钱，以支撑政府参与的经济建设、采购和经常性支出。过去四年间，政府部门的广义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从41.2%下降至37.4%，从金融部门借贷受阻，融资主要用于偿还债务，实物工作量大幅减少。作为重大的市场经济部门，政府支出3.8%的下降必然带来经济萎缩。
第三，要解决当前各种问题，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最紧急、最迫切的任务是止住政府部门的收缩势头，增加其广义支出。为此，有两项改革措施迫在眉睫：首先，重新认识国债性质，通过多发国债置换地方债，而非逼地方政府还债，以重新激活地方政府正常的经济活跃度，营造短期内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此措施如在短期内得以推行，预计可使经济总需求较快得到改善；其次，从长期的体制性改革角度出发，要改变整个政府运作取向，需通过改革财税体制和地方官员考核指标来转变政府激励，把投资型、项目型的政策取向转向提供基本社会福利、帮助百姓增加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的政策取向，把政府从投资型政府转变为社会福利服务型政府。
他进一步提出，2024下半年必须要抓住时机，推出短期政策提升消费，提升整个中国经济短期的增长活力。例如：中央财政可以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发放一万亿数量级的消费券来鼓励或补贴百姓的消费。基于消费券发放的乘数效应，一元消费券会带来约四元消费，使政府税收随之上升，据研究院测算，发放消费券最终基本上不会消耗中央财政收入，却可换来消费信心、市场繁荣及中国经济整体走势的上升。如改革政策到位，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为5.1%，并持续企稳回升。
主旨演讲结束后，会议转入圆桌论坛环节。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就当下的热点经济问题向与会嘉宾提问。
达巍认为，目前国际环境高度不确定，尤其是美国的政策走向难以预测。美国目前的经济和科技状态从数据上呈现良好态势，但是否能持续是一个问题。他认为，外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较差，且已经成为共识，这不仅影响外资在华投资，还影响了学生选择来中国留学的意愿。达巍强调，中美之间的博弈并不仅基于经济规模，而是涉及高科技、军事等多个方面的竞争。他指出，即使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如果美国有足够的意愿制造麻烦，中国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为切实提振国内市场信心，达巍建议政府应该通过明确的政治信号和稳定的法制来增强市场信心。同时，他强调避免对民营企业的过度干预，保护其合法权益，以维持经济的活力。他认为，政策透明度和稳定性是维持市场信心的关键，政府需要制定清晰的政策方向，并确保其持续性。
柴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困境主要基于行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数十年的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中，中国百姓已经基本解决了住房“有没有”的问题，正逐步向“好不好”的层面过渡。因此，房地产市场必然面临着从开发增量向盘活存量的转型，以往大搞开发建设的发展模式不再适用。过去一段时间，房地产企业确实存在盲目扩张行为，表现为“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率”的“三高”式发展，又没有及时适应市场的转型变化。这导致了当前的困境，也拖累了整个宏观经济。
他指出，去年和今年房地产政策优化调整的力度很大，但效果却不及预期，主要因为宏观经济具有整体性，单独靠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政策效果有限。房地产市场的好转，首先依靠宏观经济整体上的好转，即就业、居民收入等指标的改善。因此，短期的刺激并不能根本扭转其颓势。在进行长期展望时，柴强表示，坚持看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因为房地产首先代表的是“安居乐业”，是有使用价值的有息资产，是黄金、货币等任何其它资产所不能比拟的。从日本、美国等的经验来看，优质的房地产终究将“穿越周期”，重新回到其应有的价值尺度。
刘培林强调，中国应注重对人的投资，发掘人的生产力潜力，释放人的消费需求。中国的潜在增长空间还很大，要保持信心，提高增长质量和保持增长速度并不对立。
过去几年中央出台多项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温度却很难被感受到，原因可能是政策落实需要一个过程。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一个新问题是，企业和企业家的权益受到了伤害。当下，社会上存在着对其不利的舆论氛围和行为方式，一些中央出台的政策，在社会层面出现误解或曲解，违背了中央的本意。例如：企业要对共同富裕做贡献，正道是把企业做好，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部分人认为的“杀富济贫”和三次分配。解决办法是由中央政府主动派出机构或建立例行机制，进行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一致性评估，使各种相关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基层部门对中央政策意图的解读存在误解。例如：中央并没有说倒查税收，但现实中市场主体却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原因可能是由于整体经济下行，地方因化债需要而寻找各种税源。只有宏观经济好起来，预期提升，这种现象才会减弱。
花长春强调，如果长期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会导致居民和企业家的信心受损，年轻人就业低迷，这对发展的基本面影响巨大，因此恢复经济动能和需求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当下呈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苗头，会让企业家精神消失、经济活力下降，这对经济发展是极大的障碍。
谈及中国当前的资产价格下降与日本失去30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时，花长春表示，目前资本市场有将中国资产当成92年日本资产定价的趋势，但这个推断否成立还需观察改革结果。他认为，中日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模式存在差异：日本模式是长期缓慢下降，而中国泡沫程度未达到日本当时的双泡沫。另外，两国在全球环境中科技革命的影响也不同：中国在数字革命、智能革命、能源转型方面具有优势。
对于外资直接投资下降等问题，花长春认为地缘政治和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主要原因。尽管外资对中国市场潜力仍有信心，但需要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来恢复。
乔虹首先对报告中提到的“实际增长率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观点表示认同，并强调产出缺口在国内关注度不够，信心提升应从经济振兴开始，市场对这一点尤为关注。预期管理和信心息息相关，当前信心不足主要源于政策不确定性和需求低迷，需要通过政策调节来改变现状。刺激内需是当前政策的重中之重，如果错过这一机会将对经济造成更大影响。
她指出，当下的全球化出现倒退，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和产能过剩等考虑，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补贴提出质疑，全球舆论对中国产品的偏见增加。中国企业需在全球市场中寻求新策略，如在当地设厂以应对贸易壁垒。谈到企业出海，乔虹认为这是在国内市场环境下的无奈选择，尽管短期内有利于利润最大化，但长期来看，对国内GDP和就业的贡献有限。因此，她重申刺激内需的重要性，并提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激励机制三方面的建议。降低融资成本、中央发债和重设激励机制可以增强政策可信度，改善消费和投资环境。
对于重振外资信心，她强调核心途径是加强相关领域的法制建设，而非依赖短期的政策引导。她表示投资者情绪和市场表现关联密切，只有在法制和政策稳定性上做出长期努力，才能赢得外资的信任。
袁钢明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滑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确实遇到困难，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虽然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但远没有达到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的悲惨程度。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正在合理下降，并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恢复。
尽管面临挑战，但袁钢明也看到了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尤其是汽车行业的迅猛增长。他认为，中国汽车产业突出的增长态势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具有长远影响。中国汽车出口已是世界第一，超过了日本在汽车产业高峰期的表现，这为国内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袁钢明指出，汽车行业目前是中国增长最快的领域，增长率达到了30%以上，远超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房地产行业20%以上的下滑。汽车行业的崛起不仅平衡了经济中的其他下滑部分，还为中国经济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在同行业全球竞争方面，中国汽车企业在技术层面不断创新，通过技术升级替换保持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在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现场嘉宾还就大家关心的其他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重回较快增长
——清华大学举办第47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
2024年7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举办的第47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于线上播出。与会嘉宾包括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会长柴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KKR投资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刘培林；美银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亚洲区经济研究部主管乔虹；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袁钢明等。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上，ACCEPT研究院研究员陆琳（左上）、吴舒钰（右上）、李冰（左下）、郭美新（右下）共同发布了题为“2024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展望”的宏观报告。
院长李稻葵针对报告内容首先发言并强调，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研究团队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并坚定不移地认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定能解决当下问题，重回较快增长、高质量发展轨道。随后，他概括了报告的核心观点：
第一，在保持信心的前提下，要增加忧患意识，防止短期性、周期性因素由于政策应对不及时演变为长期趋势，影响GDP的长期增长潜力。政府部门要更加主动地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设立系统性风险应急管理小组，并推行尽职免责。
第二，引发当下经济问题的最核心因素并不是房地产，而是处于收缩状态的政府部门。通常来说，政府从居民和企业部门征税，从金融部门借钱，以支撑政府参与的经济建设、采购和经常性支出。过去四年间，政府部门的广义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从41.2%下降至37.4%，从金融部门借贷受阻，融资主要用于偿还债务，实物工作量大幅减少。作为重大的市场经济部门，政府支出3.8%的下降必然带来经济萎缩。
第三，要解决当前各种问题，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最紧急、最迫切的任务是止住政府部门的收缩势头，增加其广义支出。为此，有两项改革措施迫在眉睫：首先，重新认识国债性质，通过多发国债置换地方债，而非逼地方政府还债，以重新激活地方政府正常的经济活跃度，营造短期内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此措施如在短期内得以推行，预计可使经济总需求较快得到改善；其次，从长期的体制性改革角度出发，要改变整个政府运作取向，需通过改革财税体制和地方官员考核指标来转变政府激励，把投资型、项目型的政策取向转向提供基本社会福利、帮助百姓增加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的政策取向，把政府从投资型政府转变为社会福利服务型政府。
他进一步提出，2024下半年必须要抓住时机，推出短期政策提升消费，提升整个中国经济短期的增长活力。例如：中央财政可以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发放一万亿数量级的消费券来鼓励或补贴百姓的消费。基于消费券发放的乘数效应，一元消费券会带来约四元消费，使政府税收随之上升，据研究院测算，发放消费券最终基本上不会消耗中央财政收入，却可换来消费信心、市场繁荣及中国经济整体走势的上升。如改革政策到位，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为5.1%，并持续企稳回升。
主旨演讲结束后，会议转入圆桌论坛环节。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就当下的热点经济问题向与会嘉宾提问。
达巍认为，目前国际环境高度不确定，尤其是美国的政策走向难以预测。美国目前的经济和科技状态从数据上呈现良好态势，但是否能持续是一个问题。他认为，外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较差，且已经成为共识，这不仅影响外资在华投资，还影响了学生选择来中国留学的意愿。达巍强调，中美之间的博弈并不仅基于经济规模，而是涉及高科技、军事等多个方面的竞争。他指出，即使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如果美国有足够的意愿制造麻烦，中国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为切实提振国内市场信心，达巍建议政府应该通过明确的政治信号和稳定的法制来增强市场信心。同时，他强调避免对民营企业的过度干预，保护其合法权益，以维持经济的活力。他认为，政策透明度和稳定性是维持市场信心的关键，政府需要制定清晰的政策方向，并确保其持续性。
柴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困境主要基于行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数十年的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中，中国百姓已经基本解决了住房“有没有”的问题，正逐步向“好不好”的层面过渡。因此，房地产市场必然面临着从开发增量向盘活存量的转型，以往大搞开发建设的发展模式不再适用。过去一段时间，房地产企业确实存在盲目扩张行为，表现为“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率”的“三高”式发展，又没有及时适应市场的转型变化。这导致了当前的困境，也拖累了整个宏观经济。
他指出，去年和今年房地产政策优化调整的力度很大，但效果却不及预期，主要因为宏观经济具有整体性，单独靠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政策效果有限。房地产市场的好转，首先依靠宏观经济整体上的好转，即就业、居民收入等指标的改善。因此，短期的刺激并不能根本扭转其颓势。在进行长期展望时，柴强表示，坚持看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因为房地产首先代表的是“安居乐业”，是有使用价值的有息资产，是黄金、货币等任何其它资产所不能比拟的。从日本、美国等的经验来看，优质的房地产终究将“穿越周期”，重新回到其应有的价值尺度。
刘培林强调，中国应注重对人的投资，发掘人的生产力潜力，释放人的消费需求。中国的潜在增长空间还很大，要保持信心，提高增长质量和保持增长速度并不对立。
过去几年中央出台多项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温度却很难被感受到，原因可能是政策落实需要一个过程。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一个新问题是，企业和企业家的权益受到了伤害。当下，社会上存在着对其不利的舆论氛围和行为方式，一些中央出台的政策，在社会层面出现误解或曲解，违背了中央的本意。例如：企业要对共同富裕做贡献，正道是把企业做好，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部分人认为的“杀富济贫”和三次分配。解决办法是由中央政府主动派出机构或建立例行机制，进行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一致性评估，使各种相关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基层部门对中央政策意图的解读存在误解。例如：中央并没有说倒查税收，但现实中市场主体却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原因可能是由于整体经济下行，地方因化债需要而寻找各种税源。只有宏观经济好起来，预期提升，这种现象才会减弱。
花长春强调，如果长期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会导致居民和企业家的信心受损，年轻人就业低迷，这对发展的基本面影响巨大，因此恢复经济动能和需求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当下呈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苗头，会让企业家精神消失、经济活力下降，这对经济发展是极大的障碍。
谈及中国当前的资产价格下降与日本失去30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时，花长春表示，目前资本市场有将中国资产当成92年日本资产定价的趋势，但这个推断否成立还需观察改革结果。他认为，中日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模式存在差异：日本模式是长期缓慢下降，而中国泡沫程度未达到日本当时的双泡沫。另外，两国在全球环境中科技革命的影响也不同：中国在数字革命、智能革命、能源转型方面具有优势。
对于外资直接投资下降等问题，花长春认为地缘政治和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主要原因。尽管外资对中国市场潜力仍有信心，但需要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来恢复。
乔虹首先对报告中提到的“实际增长率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观点表示认同，并强调产出缺口在国内关注度不够，信心提升应从经济振兴开始，市场对这一点尤为关注。预期管理和信心息息相关，当前信心不足主要源于政策不确定性和需求低迷，需要通过政策调节来改变现状。刺激内需是当前政策的重中之重，如果错过这一机会将对经济造成更大影响。
她指出，当下的全球化出现倒退，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和产能过剩等考虑，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补贴提出质疑，全球舆论对中国产品的偏见增加。中国企业需在全球市场中寻求新策略，如在当地设厂以应对贸易壁垒。谈到企业出海，乔虹认为这是在国内市场环境下的无奈选择，尽管短期内有利于利润最大化，但长期来看，对国内GDP和就业的贡献有限。因此，她重申刺激内需的重要性，并提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激励机制三方面的建议。降低融资成本、中央发债和重设激励机制可以增强政策可信度，改善消费和投资环境。
对于重振外资信心，她强调核心途径是加强相关领域的法制建设，而非依赖短期的政策引导。她表示投资者情绪和市场表现关联密切，只有在法制和政策稳定性上做出长期努力，才能赢得外资的信任。
袁钢明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滑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确实遇到困难，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虽然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但远没有达到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的悲惨程度。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正在合理下降，并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恢复。
尽管面临挑战，但袁钢明也看到了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尤其是汽车行业的迅猛增长。他认为，中国汽车产业突出的增长态势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具有长远影响。中国汽车出口已是世界第一，超过了日本在汽车产业高峰期的表现，这为国内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袁钢明指出，汽车行业目前是中国增长最快的领域，增长率达到了30%以上，远超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房地产行业20%以上的下滑。汽车行业的崛起不仅平衡了经济中的其他下滑部分，还为中国经济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在同行业全球竞争方面，中国汽车企业在技术层面不断创新，通过技术升级替换保持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在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现场嘉宾还就大家关心的其他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