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林:提振经济要从四方面着力
2024年4月27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培林出席并演讲。
刘培林表示,提振经济要从四方面着力。第一,构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拓展技术来源和外部需求空间;第二,深化改革,为企业的长期主义创新和投资活动,提供可预期的长期主义营商环境;第三,引导全社会正确看待增长潜力,避免低估潜在增速。与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相比,预期引导不用动用真金白银,对经济活动扭曲也较小。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都提出以国家发展规划引领财政货币政策,这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而是说中长期发展规划应在潜在增速以及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对宏观政策提供方向性指引。
为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避免低估现阶段潜在增速,刘培林围绕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判断:第一,中国人均GDP跟美国、日本、韩国相比还有中高速增长空间,未来一段时间潜在增速虽不会像过去40多年那么快,但仍有可能保持一段时间中高速增长。第二,不能因为所谓人口红利消失而低估未来增长潜力。二战以来高速增长的典型事实是,人口红利因素对增长的贡献是芝麻,高生产率增速的贡献才是西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主动力是生产率提升而非人口红利,所以未来不能以人口红利消失为由放任经济增速下滑,进而使增长脱离现阶段应有的中高速增长轨道。
除上述三方面措施外,针对眼下有效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刘培林提出了第四方面的考虑。以往我们驾轻就熟、一用就灵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很难指望其发挥顶梁柱作用了,因为现在基础设施需求空间萎缩,且政府债务问题导致项目难以筹资。目前政府提出的大规模设备更新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推动设备更新可以和优化对外援助资金使用效果统筹加以考虑,以出口信贷方式将国内设备或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国内的设备更新腾出空间。这类项目资金流较好、还款保障性好,能切实推动其他国家工业化,从而还能避免国际上对我国搞“债务陷阱”的指责。
针对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刘培林认为需要根据不同收入层次来分开解决。首先,为高收入阶层的高端消费创造条件,放宽高端医疗教育等准入,使这类高端需求在国内得到满足;其次,对于近一个时期以来因各类资产价格下跌导致财富缩水的中等收入阶层,要稳住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下跌而负债不降,人们必然压缩消费,甚至低价出售各类资产,叠加起来后会导致宏观局面更加被动;最后,对于低收入阶层,政府要通过多方面政策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其可支配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