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 有限理性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
【主讲嘉宾】
寇宗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复旦-图卢兹创新与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创新与知识产权、公司金融以及数字经济方面的研究。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担任《中国微观经济学》国家教材主编、全国数字经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会长、Economic Modelling副主编。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等中英文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承担国家社科重大、国家自科面上等多个科研项目。
【讲座实录】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系列讲座（11）
有限理性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
李稻葵：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寇宗来教授多年来从事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多方面研究，在相关领域有很深造诣。我们原来是请寇老师在去年12月份参加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的年会，但是他的工作非常忙，那次实在无法拨冗出席。那么今天我们就把他原本在哥伦比亚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的年会上的演讲，我们请他利用今天晚上的时间来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系统介绍。我们想请寇老师先用大概40分钟左右时间来介绍他的研究，然后剩下的时间我跟他进行对话。最后我们请我们的网友，各位同学、各位老师来提问题，请寇老师回答问题。好的，我们欢迎寇宗来教授来进行他的学术演讲。
寇宗来：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邀请。去年哥伦比亚开会期间，主要因为China Job Market是在复旦举办，我们是主办方，我自己就是主要的组织者，所以没办法当时到哥伦比亚去。也从来没去过哥伦比亚，当时还满怀兴奋地说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但后来时间冲突，非常抱歉。我今天讲的这个也不是一篇论文，我汇报的是我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学的一些想法。
我是汇报40分钟，之后就李老师您来提问，就提批评指正的意见。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有限理性跟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那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呢？这个当然跟我们现在国内的学术体系发展也有关。大家也知道总书记先是在517讲话，然后后来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提出了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目标。我自己也是在这之前，有幸担任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中国微观经济学的主编。所以在这种任务设定下面，我后面会讲，实际上对这方面的内容也做了一些思考。
我今天主要就来跟大家汇报项目相关的一些内容。我想探讨的问题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中国奇迹与范式转换。第二个是完美理性分析范式的贫困，这个命名参考马克思写过一个哲学的贫困，然后这个就表示他的这个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三部分讲一下有限理性分析范式的要义，之后用这个东西来解释中国奇迹的发现。讲到发现这个词，大家或许如果对奥地利学派有点了解，是有类似的，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是在有限理性范式下面，这个实际上跟马克思主义，包括我们自己讲的东西是一致的。最后我会简单地谈一下两个结合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何为中国奇迹？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然要理解什么叫做中国奇迹。关于中国奇迹，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里面，对它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有两点就是两大奇迹。第一个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第二个是社会长期稳定。这个如果我们要具体来分析的话，大家知道一个东西要称得上奇迹，那它必然意味着超预期。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被称为奇迹，不光是说我们这个持续的高增长要比其他国家要强，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把相关的图放上，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然后更重要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讲，这种持续高增长的实现方式，它是超越了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叙事方式的。比如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遵循按照新自由主义或者是新古典等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这是第一点。反过来讲，很多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供菜单去执行的这些国家，反而经济绩效并不好。另外一点就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里，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两种理论：一种就是中国经济崩溃论，另外一种是中国威胁论。这两种理论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这个强那个弱，反过来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是在这样一个质疑的过程里面实现了一个超高速的、长期的增长。
讲到奇迹，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2003年我在复旦刚留校的时候，当时东欧的一个政党，他们在几年前丢掉了他们的政权。他们当时到复旦这边来访问，点名要访问我所在的那个单位，全名叫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刚开始我不是很清楚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个中心感兴趣。因为我们那个中心当时刚刚成为教育部首批百所重点基地，原来以为是这个原因，但后来跟他们聊了之后，实际上他们非常感兴趣的是我们这个中心的名字，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他们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呢？他们也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的影响。大家知道，我们都都很熟知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照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逻辑，我们来看传统的计划经济。我们说它的经济基础是高度集中化的，在政治的上层建筑上面，当然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高度集中化的。所以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是匹配的。我们再看欧美的市场体制，它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是高度分散化的，同样在他们的政治上层建筑上面，可能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或者是代议制民主，这也是分散化的。也就是说这两种体制实际上都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样一种理论的论述。但是我们如果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把它叫做斯芬克斯，也就是狮身人面像：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叫“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是高度集中化的。这个分散化的经济基础何以能够跟集中化的上层建筑进行兼容？这是当时东欧的政党所具有的一个理论疑惑。当时我也搞不明白，但是我自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尽管有质疑，但是我们实现了两大奇迹，在这个奇迹的基础上，我们简单来谈一下为什么。
先从一般意义上谈一下范式转换的问题。范式（paradigm）最早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里面提出来的。他还有《哥白尼革命》等其他重要的著作。研究范式，简言之，就是构造了某一个学科的一种常规的研究套路。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建一座大厦，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在这个范式下面工作的研究者，就相当于是在对这个大厦的主体结构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要成为范式，它必须要有大量的拥趸，之后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惯性。我们下面讲为什么要进行范式转换，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我们现在说要构建中国经济学，首先要解释为什么需要干这件事情。我们要做这个范式转换，我们要看在一般意义上它需要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旧范式的解释力面临本质性的挑战，也就是说它存在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二个就是倡导的这种新的范式，它的解释力要能够包容并且超越旧的范式，它能够解释旧的范式可以解释的东西，也可以解释旧的范式所不能解释的这种本质性的灾难。
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关于现代物理学革命的起因，当时被称为两朵乌云。开尔文勋爵曾表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基于牛顿力学的体系已经形成，剩下的只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他也提到，物理学的天空中存在两朵乌云，这两朵乌云比较棘手。
这两朵乌云分别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问题。迈克逊-莫雷实验实际上否定了以太假说，即光的传播介质曾被认为是以太。而黑体辐射问题涉及到瑞利-金斯公式和维恩公式。如果我们假设能量是连续的，这在物理学中似乎是一个自然的假设，但这个假设会导致波尔兹曼统计和能量连续性一起产生所谓的“紫外灾难”，即能量不收敛。然而，能量必须是收敛的，因为能量守恒是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
这两朵乌云最终导致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相对论放弃了以太假说，引入了光速不变原理，最终形成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引入了能量的不连续性，能量的量子化跳跃，并最终提出了测不准原理等概念。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构成了新的科学范式。它们不仅能够解释牛顿力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还能够包容牛顿力学。例如，相对论的基础是洛伦兹变换，但如果物体的运动速度远小于光速，洛伦兹变换就退化为伽利略变换，也就是回到了牛顿力学。同样，在常规时空中，由于普朗克常数非常小，测不准原理并不显著，因此牛顿力学仍然适用。这意味着新的理论不仅超越了牛顿力学，而且在特定条件下，牛顿力学仍然可以作为特例被纳入新的理论体系。
下面我就来讲讲完美理性的范式。在现代经济学中，通常假设经济行为人具有完美理性。这一假设基于两大公理：完备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完备性公理表明任何两个选择都可以进行比较，即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要么选择A优于选择B，要么选择B优于选择A。传递性公理则指出，如果选择A优于选择B，且选择B优于选择C，那么选择A也优于选择C。这两个公理是非常自然且基本的假设。
在完备性公理的框架下，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总结为约束最优化。这一范式源自Lionel Robbins的描述。完美理性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状态的描述是完备的，目标和约束都是明确的，且不存在计算成本。无论面临的约束最优化问题有多复杂，经济模型中的行为人都能够瞬间获得最优结果。相应地，如果不考虑焦点解，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我们可以确定最优选择。在宏观层面上，这可以形成一般均衡。这是目前广为人知并在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
然而，主流经济学范式面临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习了许多基本模型，比如MM定理、阿罗德布鲁等，它们很重要且优美。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些模型重要，是因为它们基于完备性公理、传递性公理等基本假设，从而可以推导出一系列有意思的结论。但如果行为人真的具有完美理性，逻辑推理将无法产生新知识。因此，如果说某个经济理论模型重要，实际上意味着以模型假设为形式来表达的东西与以模型结论为形式来表达的东西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个其实和完美理性的假说是相矛盾的。
第二个问题是决策时间的引入。如果假设决策需要时间，那么决策者在决策时无法考虑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新信息。如果这段时间内没有新信息，那么约束最优化是最优的。但如果决策过程中有新信息出现，就意味着决策者没有考虑到所有约束条件，因此无法完成约束最优化。也就是说，世界在变化的过程中，优化决策永远不可能实现。
第三个问题是企业家精神的难题。在完备理性的假设下，状态的描述是完备的，优化成本为零。这意味着不会有新的组合出现，熊彼特所描述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新古典体系中没有存在空间，因为一切都是已知的，没有新组合的可能性。但在人类社会中，乔布斯、马斯克、任正非等人均是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他们对社会产生了显著影响，并能获得超额利润。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些超额利润没有被市场竞争所消除，这其实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和发展经济学有关。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教科书中，基于完美理性或完备状态的假设，例如在N个国家M个产品K个要素的理论框架下，任何国家的比较优势都应该是明确的。理论上，所有国家都应该采取顺应其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而且多个国家之间应该能够实现共赢发展。然而，跨国经验显示，只有极少数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很多国家都没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差？一种可能性是，多数国家的决策者并未理解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但这种说法似乎与决策者通常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社会地位相矛盾，从而与完美理性的假设相冲突。另一种观点可能是，少数国家拥有更好的资源禀赋，但现实中资源诅咒的现象表明，资源丰富并不总是带来有序的经济发展。
第五个问题是，在经济学中长期存在关于渐进式改革与大爆炸式改革的比较讨论。如果假设经济模型中的个体具有完美理性，那么在最优机制设计下，大爆炸式改革必然优于渐进式改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波兰前总理主张大爆炸式改革，理由是“我们不能分两步跳过峡谷”，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提倡“摸着石头过河”。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最后，还存在金融领域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功能方面的谜题。什么是金融之谜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就不可能实现良好的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如果以欧美体制做参数校准，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显著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大量资金流向了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但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四十多年高速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至于FDI的功能之谜，长期以来，吸引FDI被视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在中国社会中，如果政府一把手重视某项事务，那么这项事务就会被真正重视。然而，FDI的重视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一方面，“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尽管FDI在资本形成中占比不大，地方政府仍然将其作为重点项目。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及其背后的动因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理解。
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有限理性分析范式的要义。在这里插叙一下，我们熟知的Herbert Simon是一位超凡入圣的天才，他也是有限理性范式的最重要的倡导者。有限理性范式结合了行为经济学的知识，可以总结为三个基本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决策基于感知，而感知精度是有限的。《心经》里讲“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我们的感知过程，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都有其局限性。例如，我们无法感知到次声波或超出视觉范围的光线。在微观层面，即使是光滑的表面在显微镜下也显得粗糙，但我们的触觉无法察觉这些细微差异。这种感知的有限性意味着我们无法完全准确地评估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传递性公理实际上就失效了。
第二个假设是认知能力的差异性。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不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的个体在面对复杂的约束最优化问题时，都被假设为能够找到最优解。然而，实际上这既否定了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也否定了认知能力的差异性。现实中个体的认知能力存在差异，这是古今中外被广泛认可和提及的事实。
第三个假设是认知精度的相对性。恩斯特·韦伯实验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它表明只有当两个物体的重量差异超过某个百分比时，我们才能在统计意义上判断它们有显著差异。例如，如果两个物体的重量都接近100斤，它们之间的差异超过三斤时可能我们就可以区分；但如果它们的重量都接近1000斤，三斤的差异就无法被察觉。这体现了认知的相对性。
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参考点”。在理解了这三个假设后，如果说我们真正理解到认知的有限性，我们就会认识到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点，所以我在这里选择“参考系”这个词。另有一个实验——沃尔夫兰-舒尔茨实验表明，在做出决策时，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并不是对欢乐或痛苦的直接水平做出反应，而是对超预期的变化做出反应。所谓超预期，指的是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差异。这与“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观念相呼应，在后汉书中也有类似提法，都是在说我们对突然的变化更为敏感。
如果我们考虑神经元的决策过程所涉及的一个固有问题：神经元放电频率的范围大约在每秒100次左右，而外部环境如光强和音量的变化可能非常巨大，例如从黑暗的房间走到明亮的户外，光强的变化可能是数百万到千万级别的。面对这种有限的神经反应与无限环境变化之间的差异，我们如何适应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行为经济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演化解决方案是不断改变参考系并重新校准。例如，在明亮的环境中，我们可能无法察觉到微小的亮度变化，但在黑暗的环境中，即使是微小的变化也变得明显。这种重新校准的过程涉及到决策精度与决策尺度之间的转换。然而，这种转换并不总是顺畅的。例如，从暗处突然进入明亮的环境会导致暂时性的失明，反映出在极端条件下，我们的感知系统需要时间来适应新的参考点。这种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在理解和优化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真正的能力出众之人能够在不同的参考系之间自由切换。毛主席曾提出，从大的参考点出发是战略层面的考虑，而从小的参考点出发则是战术层面的操作。牛人在战略上能够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又能够重视敌人。相反，做得不好的人往往无法准确把握形势。例如，武侯祠的对联中提到“不审视即宽严皆误”，意味着如果参考点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志大才疏或随波逐流。关键在于在不同情境中找到合适的参考点，并在考虑战术问题的同时不忘战略层面的考量，反之亦然。
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提出，人的大脑决策系统似乎包含两个层面：快系统和慢系统。他们之间存在一个科层决策体系：快系统自动运行，负责下意识的决策，几乎不需要注意力；慢系统则是部分可控的，处理复杂运算和有意识的思考。例如，对于复杂的数学问题，如399乘以397，我们需要慢系统来解答。快系统在常规范围内进行决策，而慢系统则负责处理超出常规范围的问题，从而节省了注意力资源。效率和谬误都源自于快系统和慢系统之间的互动。行为经济学中提到的各种偏差，如参考点效应和禀赋效应，实际上都与快系统有关。
举个例子，乒乓球运动员通过重复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在既定规则下获得竞争优势，这是快系统的好处，因为不需要思考即可做出反应。但是，一旦规则变化，如球的大小改变，原本的训练就不再适用，这表明快系统的效率也意味着较低的可调整性。当然，快系统和慢系统之间可以相互转化。通过学习和训练，我们将原本由慢系统执行的任务转变为快系统的任务。例如，初学者骑自行车需要集中注意力，而一旦学会，骑自行车就变成了快系统的工作。
在完备理性的框架下，我们面临的是风险（risk）。当我们对状态有完备刻画，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比如出门要不要带伞这件事，我们知道下雨时要带伞，不下雨则不带，不下雨带伞麻烦，下雨不带伞淋成落汤鸡，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风险。完备理性假设下没有运算成本，因此没有分类思维和日程设定的必要性。然而，真正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即Frank Knight所讲的，是指我们对状态没有完整的认知和刻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Knight讲的不确定性和前面说到的风险之间可能存在转化。例如，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最初面临的是不确定性，但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们对大西洋的了解逐渐增加，不确定性逐渐转变为风险。
理解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后，我们认识到在有限理性下，很重要的工作是我们需要进行分类思维和日程设定。由于注意力有限，我们首先要进行原则性的模糊分类，以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涉及到确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虽然这些分类只是模糊的，但它们帮助我们集中力量处理关键问题。
举个例子，总书记讲我们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体现在经济学里面，就是讲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实际上这只是确定了一个方向，是一个日程设定，就像小平同志讲我们分三步走实现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这个目标它只是个大原则，至于具体怎么办，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去知行合一、去实践。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因为分类的不完备，其中的矛盾可能是会转化的。所以在这种的变化才是真正的动态效应。
在新古典体系中，增长理论和动态优化通常基于对世界状态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完备刻画，以及假设运算没有任何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动态实际上是假动态，因为在任何给定时间点，都能预知未来所有状态。这类似于物理方程中的处理方式，一旦知道波动方程或运动方程以及边界条件，就可以推导出整个系统的运动轨迹。但是，在有限理性的框架下，动态是真实的动态，因为它涉及超出预期的变化。这种动态性要求决策者不断适应新的信息和环境变化。接下来，将讨论几个简单的应用实例。
首先讲一下关于企业的性质。企业的实质是通过内部权威机制替代市场的价格机制，这是科斯理论的核心观点。但这一理论也受到了批评，例如赵无常先生指出，科斯并未真正解释“交易成本”这一概念。Oliver Williamson对交易成本的类型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
在投资学中，有一个概念称为“托宾Q”，它是一个评估企业投资价值的指标。托宾Q大于1时，通常认为企业具有投资价值，因为它的市场价值大于重置成本。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市场价值何以超过重置成本？此外，为什么企业无法被轻易复制？例如，如果一个企业的创始人持有50%的股份，为什么其他人不另立公司，排除创始人的股份，从而获得更多的股份呢？这涉及到为什么企业的超额利润不能被简单复制的问题。在企业理论中，Oliver Hart和Sanford Grossman提出了关于企业性质的观点，强调“剩余索取权”的重要性。“剩余索取权”来自物质资产的所有者，然而，物质资产是容易复制的，例如复旦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教学楼和电脑设备，实际上是很容易复制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物质资产的复制性并不能解释企业的超额利润。那么再考虑，是不是规章制度的问题呢？但清华的校训、复旦的校训，这也是很容易复制的。什么是难于复制的呢？真正难以复制的是企业内部与认知相关的高阶元素。例如，虽然规章制度可以轻易地被写下来并复制，但它们的执行效果却因人而异。正如钱钟书在《围城》中提到的英国导师制到了中国可能就“变了味”，同样的规则在不同人的执行下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在企业内部，不同员工对规则的理解和执行会产生复杂的互动。例如，员工A和员工B对规则的理解，以及他们相互对对方理解的理解，这种多层次的互动是难以磨合的。这类似于羽毛球双打运动员之间的默契配合，他们之间的协调和补位是核心竞争力所在。因此，企业的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文化性质的资产。而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在于，人类的国民财富来源于分工和专业化。然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受到市场范围和协调成本的限制（斯密定理）。组织效率一方面依赖于分工，另一方面又受限于协调成本（Becker, Murphy）。
在组织中，如果有A和B两个人能够面对面协调，他们可以产生组合效应。但是，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不可能让所有成员都能即时无成本地进行面对面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成员们需要在没有直接协调机制的情况下进行分散决策。分散决策可能导致决策方向不一致，比如一人左行一人右行，从而产生冲突。然而，如果组织内部的成员基于长期的团队合作和相互磨合，形成了一种默契和支持，他们即使在分散的情况下也能做出协调一致的决策。我认为这才是企业的本质所在。
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卡尼曼关于大脑决策科层体系的理论推广到人类社会的决策中。在这个体系中，慢系统类似于上级决策者，而快系统则相当于下级执行者。每个科层都会筛选出在其权限范围内可以按常规处理的事务。如果遇到超出常规或权限范围的情况，即所谓的超预期事件，就需要向上级申报。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我们来审视中国的决策模式，特别是中国式的增长和决策，这些与西方的模式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我们主要关注这些差异性。在中国的分类思维和日程设定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民主集中制是显著的特点。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是如何确定社会主要矛盾的，通常是通过最高层的决策，基于上下级的多次讨论和反馈。比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重要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非阶级矛盾，即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基于这一定位，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到了十九大报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被重新定义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变引领了对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重视。在具体执行层面，中国采取了中长期发展规划，这是一个长远的议程。进一步细化到年度层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负责制定年度经济政策，这是中国特有的决策方式。
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争论，就是关于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来理解？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反对有为政府这个概念，因为实际上没办法保证政府不乱作为。而且如果在完备的分析框架下，的确不需要有为政府也不需要产业政策，只需要有所谓纠正外部性的这样一个政府。但当我们在讲中国奇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政府实际上做的事情是确定一个赛道，相当于agenda setting，然后市场再开始卷。这个其实值得很深入的探讨，我自己从中也有一些认知上的变化。
以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为例。当温家宝总理开始实施大规模补贴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补贴策略存在问题。补贴会导致微观决策主体的感知成本降低，这其中包括私人和企业，从而过度扩张。一旦补贴取消，就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当时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尤其是当德国和欧洲突然禁止进口中国太阳能板时，中国新能源产业遭受重创。但现在回顾，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已经成为全球领先者。对于这一现象，我觉得有一个词很有意思——“鲸落”。由于鲸鱼很庞大，它的陨落就会在海底形成一个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我们现在想想，新能源产业在当时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是，像无锡尚德和江西赛维这样的公司存在许多问题。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公司非常低效。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无锡尚德的员工并没有随着公司的倒闭而消失，他们所积累的知识也没有随之丧失。因此，尽管这些早期公司存在负面问题，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他们为产业的迭代和创新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是为成功付出了学费。在这种情况下，有位政府的作用是通过agenda setting的方式来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并通过政策来支持这一进程，这些政策统称为产业发展政策。因此，不应简单地通过所谓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或选择性产业政策来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实际上是不科学且无意义的。
例如，当年郑州市政府为了吸引富士康，修建了一条通往富士康的道路。虽然修建道路是一项公共政策，但因为这条道路专门服务于富士康，因此它也成为了富士康的配套政策，属于产业发展政策的范畴。这种有为政府或发展性政府的本质在于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
接下来我想讲讲中国奇迹的发现。
当我们认识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需要通过实践来发现事物，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认知来源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从比较优势转变为个体的优势或绝对优势。个体竞争是基于绝对优势进行的，而企业并不谈论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个企业的决策和赛道顺应比较优势，那么它更有可能获得绝对优势。进一步而言，在世界刻画不完备、状态刻画不完备的情况下，比较优势需要通过比较才能发现。“发现”是有试错成本的，一旦失败可能会受到嘲笑，一旦成功则可能迅速被模仿。因此，需要为比较优势的发现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类似于专利保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斯芬克斯体制，在中国特定情境下为比较优势的发现和挖掘提供了良好动力。这种体制可能类似于GDP锦标赛等，但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培育或挖掘了两种类型的企业家：一种是我们通常想到的马云这样的企业家，另一种是从“项目承担者”这个概念出发的企业家。“企业家”意味着企图立业的人。要立业就必须打破常规。在这个意义上，打破政治常规的是政治企业家，如邓小平；同时也有经济企业家、军事企业家。政治企业家与经济企业家的区别在于，政治企业家通常有多元的目标，可以动用公共资源，而经济企业家以利润为目标，动用的是私人资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央地分权、区域竞争等体制使得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良性互动，共同发现并挖掘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
具体实现方式涉及前面讲到的FDI的功能和金融体系的效率。FDI的作用不在于资本形成或技术引进，而在于帮助有为政府聚焦产业发展政策的方向，提供信息功能。跨国公司在全球有商业实践，能够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要素禀赋，发现中国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因此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可以看作是对FDI信息发现功能的一种补偿。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可以跟随FDI进入的行业，提供配套服务。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对FDI的优惠政策逐渐减弱。
最后，我来讲讲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获得主导地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历经数百年才逐渐形成和发展。然而在近代，中国接触了无数的思潮，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等各种思想。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革命胜利，只用了28年时间，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层面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有高度相似性。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哲学原理——普遍联系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与《道德经》中“有无相生”等理念相呼应。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黑格尔，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受到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这在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与道家的联系提供了桥梁。同时，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与儒家的“学而时习之”和“知行合一”的理念相契合。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没有实践就无法获得完整的知识。如果说刚刚讲的是工具理性，那么我们再看看价值理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即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社会理念也有相似之处。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复杂体系转化为符合中国人特性的实践形式。马克思主义的争议在中国被概括为矛盾的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高度相似性。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的集中化政治上层建筑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相似，这种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基于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最后我想再做一点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评述。关于中国经济学的争议相当大。有人认为，就像没有美国经济学一样，也不存在中国经济学。他们认为应该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已经建立，我们所需做的只是对这个体系进行小的修补。但我个人认为并非如此。新古典体系假设人是完美理性的，实际上并不能解释中国特有的现象，比如“摸着石头过河”和“渐进式改革”这样的现象。
我理解的中国经济学，如果用英文对照，应该称为"Chinese economics"，类似于“奥地利经济学（Austrian economics）”或“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并非指分析奥地利国家的经济学，而是指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如果讲中国经济学，它应该是带有未来可能形成的“中国学派”，即"Chinese School"，它不应该是“中国经济”的简单描述，而是从中国具体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分析范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重要现象必然是重大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这种特殊实践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这是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因此，我们需要寻求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学。
李稻葵：
特别感谢寇教授的精彩演讲。寇老师学识渊博，在演讲中旁征博引，从物理学相对论谈到黑格尔，谈到马克思，谈到奥地利学派，非常精彩。我利用这点时间做一个小的评论，然后提一个问题，然后再请我们线上各位老师同学来提问题。
我的这个评论是这样的：宗来老师要致力于中国经济学学派的建立，和我们要搞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不谋而合，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的基本理念完全一致，都认为要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抽象出一般的理论。但我们在方法论上可能略有不同，没有对错之分，单纯客观陈述，或许是殊途同归。
宗来老师强调学派的形成，基于中国的经济学实践提炼出一个学派，类似于奥地利学派的形成。我们的思考认为，经济学似乎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学派的概念逐渐被学科本身取代。例如，但在这方面我不太懂，在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初期存在不同的学派，但随着理论的发展，这些学派最终融入了统一的体系中。经济学也是如此，历史上有凯恩斯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等，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们逐渐演变为宏观经济学等更广泛的学科范畴。在经济学中，我个人认为，提到学派的概念可能还带有一点偏见，如奥地利学派被认为强调市场作用，而非主流。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创立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个分支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无论是美国、英国或者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大家都要解决政府与市场的问题。中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可以成为新的学科分支的基础。
我的问题是，关于有限理性的概念，虽然由Herbert Simon提出，而且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西方学者也认同这个理念，但是为什么西方学者仍然难以完全理解中国的实践，比如“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策略，为什么他们还是不能看到中国实践的合理性呢？另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虽然决策者可能也认同有限理性的观点，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经济发展的表现并不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寇宗来：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点评，确实很有启发性。ACCEPT和SAGE的命名很有意思。关于学科与学派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讨论点。在学科意义上，我的理解是，目前的学科发展仍然是建立在完备理性范式之上的。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学派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凯恩斯学派，或者说在抽掉了animal spirits之后的凯恩斯学派，在经过约翰·希克斯的IS-LM模型等新古典综合，可以说已经被纳入到完备理性的框架中。而奥地利学派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体系，它没办法纳入到新古典体系中去。那么我自己讲的这个东西跟奥地利学派或者说奥地利经济学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体现在政府的认知上面。如果把奥地利学派的逻辑推演到极致，最终都走向无政府主义但我前面所讲的，在有限理性的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起到的是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日程设定，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的作用。
下面来回答李老师您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什么那时候的经济增长没有这么高？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内容用来解释这个问题是非常契合的——在有限理性的框架下，最重要的是发现机制。在原来的计划体制下，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没有微观主体的发现的过程。我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中国奇迹，因为市场经济鼓励了微观主体的发现，而社会主义在更高层次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中。
如果我们做一些跨国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大概十几年或者更长一点的高速增长，比如沙皇俄国倒台之前的斯托雷平改革，以及在中华民国那段时间，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也有过高速增长。我们会发现，这些经济体最终都是因为无法实现包容性增长，因此整个体系崩掉了。经济要增长，一定要有创新。提到创新，按照熊彼特的理解，创造性破坏一定有赢家也有输家。因此，如果做
到包容性增长，就会导致输家掀桌子，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从而增长也消失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两个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口号：一个是小平同志所讲的“发展是硬道理”，一个是“稳定压倒一切”。到底是“发展硬道理”更硬，还是“稳定压倒一切”更厉害，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辩证法，两手都要抓。这也恰好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斯芬克斯的辩证矛盾体里。这就是我对前面所讲的回应。
您刚才提到的Herbert Simon，他在经济学和其他领域都成果卓著。他倡导的有限理性为什么没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真正的社会问题是不能够被数学化的。但是下基于完备理性的理论为什么能够占据主导优势，成为一个主流的范式呢？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在任何行业、企业或组织中，赢得年轻人的支持是赢得竞争的关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特别是其数学化的方法，对年轻人最为有利。年轻人可以通过方法论的创新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即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并不深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显然不是基于新古典体系的动态优化。因此在我看来，新古典体系的理性分析范式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科举体制，它像八股文一样，并不是因为其实用性，而是因为其作为一种筛选机制，能够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当这些人才形成一个群体时，他们会成为维护现有范式的强大力量。
要实现任何变革，包括学科范式的转变，首先需要形成共识，因为社会成员的认识各不相同。以美国为例，关于中国的发展存在多种理论，包括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转化论等不同观点。近几年中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的原因是，在美国社会中，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内部斗争激烈，但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视中国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而美国社会由于其分散化特点，形成共识的过程通常较慢。而共识形成以后，相应的政策和行动的改变可能会更加缓慢。这是对李老师的问题的一个回应。
李稻葵：
谢谢宗来，解释得非常精彩。你刚刚又继续讲到年轻人的心态和动力，很有见地，值得我们思考。下面我们来看看观众的问题。
陈大鹏：
李老师、寇老师好，我是大鹏。我借此机会给寇老师提个问题。我之前在读书的时候上过有限理性，包括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方面的课，当时就有一个小的疑问，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存在有限理性，或者说有一些选择决策不够理性的时候，是应该主动去矫正这种有限理性，还是说把它当成一个给定的条件，然后在做决策的时候去顺应它？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寇宗来：
中国人讲人贵有自知之明，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按照比较优势讲，只有知道自己知道别人，才能够了解你自己的优势。苏格拉底也讲know yourself。认识自己实际上是很难的，因此我们才说“贵有自知之明”。虽然我之前批评新古典的分析，但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其实有一个重要作用——它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这一点正是源自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通过学习和实践模型，我们能够提升对复杂现象的理解。真正的洞察力和远见是基于高度的认知能力，这使得一些人能够迅速看穿事物的本质。我们进行的各种训练本质上是为了培养和提高认知能力。当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不足时，他可能无法理解别人传达的信息。这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哈耶克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的看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有所不同，他强调分散信息的整合问题。在交流过程中，教师的意图、表达、学生的理解和实际领会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偏差。但是，如果双方的认知水平较高，许多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可能自然消失。如果两个人的认知水平相近，交流就会更加顺畅，可以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甚至不点通的境界。
李稻葵：
再次感谢宗来老师。我相信在复旦大学以及在校外，你的学生都非常幸福，因为听你讲课很享受，你旁征博引各种学科，历史、哲学、天文、国际国内、中国西方都能够都能够覆盖，让学生们大开眼界，大长见识，非常享受。另外宗来老师目前从事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事实上也参加了中国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
寇宗来：
还要继续修订。首批里面它是分四批，第一批出的应该是中特政经，这个相对来说最成熟。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大家公认难度比较高的，估计可能要等到明年再出。
李稻葵：
这是国家级的教材，是国家组织的中国经济学的25本教材中的一本，中国微观经济学，我们非常期待。
再次感谢宗来老师精彩的学术讲座。我们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还有机会向您请教。同时也感谢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网友，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学术讲座，也敬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研究院未来的学术活动。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寇宗来：
谢谢李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