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中国经济展望”清华大学举办第46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
2024年1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举办的第46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在线上播出，主题为“2024中国经济展望”。发言嘉宾包括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外交学院院长王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兼职教授徐高、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泽平宏观创始人任泽平、中指研究院院长莫天全等。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了本次会议。
ACCEPT研究院研究员李冰（右上）、陆琳（右中）、郭美新（右下）发布了题为 “先立后破、以进促稳：2024中国经济展望”的宏观报告。
报告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出发，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巨大，不容错判。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主要由潜在的需求和供给决定。在需求侧，中国的城镇化、农村人口转移、居民收入提高仍存在较大空间，未来将推动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在供给侧，中国经济在国民储蓄率、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总量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根据ACCEPT研究院的预测，如果这些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则2021-2025年、2026-2030年、2031-2035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将能分别达到6%、5.8%、5.2%。
当前中国物价低迷，景气指数低位徘徊，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显露疲态，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报告强调，即便不考虑疫情冲击，2010至2019年中国GDP增速已经连续多年年均下降0.33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持续单调下滑的长期趋势已经形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多是长期以来积累形成，不能简单归咎于疫情、房地产、地方债、民营企业等因素。
新时期以来，国家政策的发力点在于规范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力求规范有序、社会稳定。在此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应当积极对冲规范性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收缩效应。然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免责优先等问题始终突出，导致经济政策与治理政策的收缩效应互相叠加。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当下必须转变意识，宏观经济政策思路必须配合和适应国家治理新格局，宏观政策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报告认为，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口号释放出明显的发展信号，强调社会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预示着中央将会实施更为进取的经济发展战略。
最后，报告总结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七大问题：
第一，房地产市场形势非常严峻。
第二，地方债历史有功不容否认，但包袱过重必须解决。
第三，民营经济信心与活力严重不足。
第四，科技创新领域两大主要风险：能源安全与人工智能被“卡脖子”。
第五，消费信心的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存在“温差”。
第六，城镇化潜力未能充分释放严重制约中国经济需求能力释放。
第七，中国并不是国际环境被动接受者，应积极主动参与管理。
随后，李稻葵对报告进行总结，强调了三个判断：
第一，当下中国仍然是充满潜力的成长型经济体。国外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顶，甚至有人将中国经济与上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前苏联和90年代的日本进行类比，是错误的判断。
第二，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疫情以及地方债、房地产、民营经济等表面问题，亟需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近些年来一直强调社会治理规范有序，客观上对于经济发展有强力收缩性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必须及时调整加以对冲，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
第三，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方向性的调整。2024年如果相关政策能够克服惯性、调整到位、高效落地，中国经济就有望逆转过去十几年以来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2023年与实际体感相符的经济增速约为4.5%，而不是按2022年低基数算得的约5.3%的表观增速。2024年，中国经济能否达到5%的增速，值得各方期待。
论坛进入圆桌讨论环节后，主持人厉克奥博（上）与现场嘉宾展开对话。
王帆认为，持续至今日的俄乌冲突不仅对两国产生重大影响，还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通过支持乌克兰，试图达到包括更迭俄罗斯政权、维护霸权地位及在欧洲制造新冷战格局的多重目的。然而，尽管美国在双方热战中取得了一些利益，但俄方政权并未动摇，反而更加稳固。此外，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正在寻求能源独立，与俄罗斯脱钩，与美国建立联系。这些变化不仅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还预示着未来地缘政治格局的走向。未来的国际形势仍充满变数，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他指出，在如今国际环境中，机遇与挑战并存。美国改变贸易规则的做法和其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冲击带来了新的挑战，东南亚地区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加。中国需要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合作，推动货币多元化和增加合作路径。同时，也要立足金砖机制，推动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潘庆中介绍道，从宏观数据来看去年的国内外交流，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共有约1.23亿出境人数，仅有1090万入境人数，国际交流有待加强。经贸层面，他认为当前中国的企业正加速出海，积极探索海外的投资和发展合作机会：一是集中在拉丁美洲等国家地区，其新能源、电动汽车等新型消费品替代传统消费品前景广阔；二是在以阿联酋为代表的中东地区，其有着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惠企政策、便捷的出入境管理制度，便于民营企业寻求机遇；三是在肯尼亚等非洲地区，国企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企提供配套产业发展，相得益彰。
关于中美科技竞争问题，潘庆中认为虽然两国整体上存在差距，但中国得益于自身的勤奋和紧迫感，使得差距减小。当前，中国的最大优势在应用层面，在基础层面还需一定时间追赶；美国的优势在于良好的科技发展机制，拥有稳定的投资、人才、税收政策等创业环境的三角架。中国有着庞大的人才队伍，只要能够形成类似机制，未来的科技潜力非常巨大。
任泽平将中国企业成功出海的经验总结为三点：一是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勤奋品质；二是强大的供应链优势，产品性价比极致；三是开创了新的消费品类。原有的消费品类主要是炫耀性消费和功能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即悦他需求，主要为奢侈品；功能性消费即悦己需求，主打性价比，好玩、好看、好用，针对年轻人群体。
他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大环境主要有以下两点特征：一，全球化面临逆流，世界对中国需求收缩，导致产能降低，出海成为重要突破口；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大开发时代受益于60-70年代婴儿潮和大规模农民工市民化。当前中国城市化率为66%，未来仍有10-15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但整个进程有所放缓。就第二点而言，任泽平认为人地错配问题在经济上是有解的。人口向都市圈迁移是全球发展普遍经验。城市群能够高效利用土地和各种资源，更有活力和效率。控制大城市和发展中小城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不能盲目地将原因归咎于高房价和土地财政，事实上土地财政和基建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孙茂松指出，虽然人工智能让人机协作领域发展迅猛，目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在聊天、语言生成、图像理解等环节有所突破，但在其他方面仍有较大进步空间。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未来相对初级的人工工作可能被替代，但也会使得高端岗位更加稀缺。他认为，尽管近些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迅速，有丰富的人才储备，但仍然需要回答“钱学森之问”。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极少数顶尖人才的竞争，需要在高新技术领域有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中国高校学生容易被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所束缚，缺乏远大的理想志趣，同时知识结构有待完善。真正的奇思妙想需要广泛的跨学科学习作为基础，而这涉及到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
徐高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风险是需求不足。在政策暖风频吹的背景下，宏观层面尽管政策预期较强，但2024年经济增速预计与2023年相近，仍为5%。房地产市场问题仍然较大，深层原因在于当下对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质疑。事实上，地产和基建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辉煌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借钱搞基建，并通过卖地变现基建投资的社会效益来还债 - 这是中国成为基建大国的重要法宝。
他还指出，当前解决通缩压力需要采取财政赤字和央行货币化措施。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以创造投资项目和需求，应大力发展地方债。中国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需要利用融资平台创造投资。消费不足时，即使回报率不高，也应有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应充分利用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商业模式，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陆挺认为，2023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疫情后的消费复苏。但进入2024年后，报复性消费的动力已经减弱，加之收入增长乏力和财富缩水（尤其在房地产和股票方面），消费者的购买力受到了明显影响。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未来可能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三四五线城市，保交房的问题依然严峻，这不仅影响了房地产市场本身，也对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压力。另外，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风险点。虽然2023年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但2024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预计将显著放缓，尤其以发达国家最为明显，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过去一年中，“新三样”（电动车、动力电池、光伏）领域的价格大幅下跌，反映出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
放眼未来，陆挺认为疫情后的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解决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同时，政府部门在对外沟通方面的工作也极为重要：在疫情后的国际环境下，外国投资者既想进入中国投资，又担心中国的相关政策限制影响其收益。
莫天全指出，房地产历来是国家和家庭的重要资产，尽管市场表现有起伏，但整体上仍蕴含着巨大机会，不应仅因短期波动而对整体行业产生怀疑，目前一线城市房价调整已经到位。当前的市场低迷并非完全是需求不足导致，而是由于政策限制和房企开发模式问题导致。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市场的基本面仍然健康。未来需重点关注中央政府的近期政策，如保障房、城中村改造，以及“平急两用”设施的建设等，政府的支持将为房地产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论坛结束前的互动环节，现场嘉宾还就政策红利、财税改革、生育状况、地产刚需、投融资新规等社会热点问题同现场听会的观众进行了深入、热烈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