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举办第43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

  论坛上，清华ACCEPT研究院发布了题为《2022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展望》的报告，研究员李冰、郭美新系统性地介绍了在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的叠加影响下，国内外形势对于中国经济走势的影响。

  国内方面，近几个月来疫情多点爆发，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投资、消费、外贸等均承受下行压力，面临众多挑战。投资方面，同比增速有所回落。基建投资受疫情波及多地、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等负面因素拖累，出现增速下滑。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制造业投资动能减弱，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转负，土地购置持续疲弱。消费方面，由于外出购物、就餐等消费活动受到较大影响，今年3月以来居民消费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消费疲软的背后是城镇失业率高企和居民收入增速的明显下滑，尤其是年轻群体就业难度显著提升。面对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减少，居民对未来经济和就业的不确定性上升，带来了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使得当期消费减少、消费动力不足。物价方面，受食品和能源类价格上涨的驱动，5月份CPI同比涨幅超2%，PPI同比增速相较于1-4月有所回落，但仍维持高位。外贸、外汇方面，今年以来进出口增速有所放缓。贸易波动增大，稳外贸压力较大。同时，由于市场预期走弱导致资本账户资金流出增加，加之未来贸易形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国际收支承受较大压力，不排除人民币有进一步贬值的可能。债务杠杆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下我国债务总体风险可控，受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回升与地方政府杠杆率上升的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宏观杠杆率水平在2020年9月连续各季度降低至2021年末以来首次出现回升。

  国际方面，当前风险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全球疫情叠加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债务危机：国际粮食供应链紊乱，各类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对中低收入国家粮食安全带来冲击；俄罗斯受到欧美制裁，原油和天然气价格飞速上涨，随着成品油需求旺季的到来，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影响较大；国际资本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美联储加息后，全球利率上升，发展中国家偿债成本上升，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国债利率前四个月最高为8.4%，伴随着严重的外债支付困难，加剧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风险和债务困境。其二，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今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年化环比降1.51%，2020年二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美国经济目前出现经济过热信号，高通胀率和低失业率并存。美国连续13个月通胀率超过4%，5月年度总体通胀率升至8.6%，4月份美债长短期收益率倒挂，纳斯达克和标普500等股指从3月底开始趋势性下调，并于4月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由于美联储设置了较低的长期通胀目标（2%），必须大力采取加息等紧缩性政策以降低通胀，这会推升失业率，迫使经济进入衰退。美国持续加息不可避免，“硬着陆”风险加剧。

  综合宏观报告中所列举的国内外因素，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提炼了十条稳定当前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第一，稳定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第二，推动重点行业企业稳定并吸纳就业，促进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发展；第三，畅通基建融资机制，加大新基建、新能源投资强度；第四，房住不炒，稳定房地产市场；第五，稳定股市，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信心；第六，稳定供应链和粮食供给，确保经济运行安全；第七，提振互联网平台企业信心；第八，增加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源总量，增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潜力；第九，修好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第十，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积极主动应对国际挑战。

  ACCEPT研究院院长李稻葵随后对报告进行了总结。他强调，中国经济当前面临众多挑战，应综合施策，积极应对。在目前面对的诸多问题中，短期挑战表现在消费增速下滑、失业率上升、俄乌冲突冲击等。针对短期风险，应采取有效的政策回应。中长期看，建议一要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要认识到健康的市场经济是全社会的利益共同体，这其中政府部门、投资者和劳动者都必须是激励相容的，因此要协调各方的积极性，特别是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二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ACCEPT研究院致力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参与者。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机制，激励政府培育与监管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让政府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同向发力。他表示，通过综合施策，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稳定在合理区间，中国经济仍将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宏观经济报告发布之后，会议进入了圆桌论坛嘉宾发言环节。张明认为，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呈现一个较明显的V字形，二季度经济GDP增速可以实现正增长，下半年需要进一步发力，全年增速可能会在3-4%。达到这一水平需满足三个条件：需要宏观政策放松，紧缩性监管政策调整，新冠疫情整体可控。4月份的很多金融数据都发生了断崖式下滑，但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供给是充裕的，关键在于提振居民和企业的信心，需要财政、货币和监管政策一同发力，才能激发微观主体信贷需求。考虑猪价开始回升、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在物价明显出现攀升前，我国货币政策应当抓住当前美元指数，汇率企稳的宝贵时间窗口，果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秦虹指出， 房住不炒作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一个顶层定位的要求，要求整个住房回归到居住属性上来。通过这些年大范围实施限购、限售、限贷、限价、限迁、限商等一系列的管控，目前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主体，基本上是刚改刚需为主。由于当下房地产市场整体的萎缩，不但投资性需求非常少，刚改和刚需这一部分群体购房置业的需求也在推迟。现在一些城市都已经开始调整和优化过去从严的调控政策，可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大局，间接稳定宏观经济的发展。房价未来的趋势根据地区产业人口等不同因素有分化的特征，关于租房和买房，秦虹建议可以采取梯级消费，先小后大，先旧后新，先租后买。中央在40个重点城市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妨先租后买。只要国家在发展，中产阶级规模要扩大，年轻人买房的人不会减少。

  据陈玉东介绍，上海自六月放开后，目前各界都在积极复工复产。尽管没有满产，但供应链基本实现正常运转且不用闭环上班。数据上看，五月汽车行业虽然仍是负增长，但较四月已经有很大恢复。下半年，如果不再出现较大疫情，被抑制的需求将得到释放，再加上国家各项政策刺激和牌照释放，相信汽车产业会实现正增长。另一方面，上半年芯片的紧张供应限制了包括很多主流车型和新能源车的生产，下半年芯片的满足率会有较大提升，叠加供应链企业的充分复工复产，将进一步促进汽车行业的增长。针对外企外迁的传言，陈玉东表示博世的产品主要面向中国市场，生产也主要在中国进行，不会考虑外迁的问题，但部分跨国企业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为应对这种局面，中国需要扩大与世界的交流，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对中小企业来说，税收调整很有利，对大型跨国企业来说，稳定信心最重要。

  李大伟表示，今年的出口走势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格局。下半年的出口形势较为积极，原因是中国的出口产品具有“全方位”的竞争力，即在西方的需求结构变化时，中国能够找到新的出口增长点。例如，去年“宅经济”相关的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而今年4-5月份随着境外跨境旅游的恢复，旅行产品出口又成为了新的增长点：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长将稳定在10%左右。同时，俄乌冲突对中国所带来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影响，主要体现在价格方面，而非供应方面，即俄乌冲突不会导致中国的粮食和能源供给短缺。为应对这一局面，中国需要抓好国内粮食生产，保证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等等，通过综合措施维护粮食和能源安全。美国方面，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一直注重在印太经济框架下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弹性供应链、试图与中国“脱钩”。应当看到，由于中国在拜登政府所强调的“脱钩”主要集中在芯片、新能源、稀土等领域与东盟相比都具有明显优势，因此“脱钩”不会对产业链产生重大影响。

  沈建光认为，关注消费的核心是关注收入变化。疫情对无法线上工作的人群收入影响较大，收入变化对可选消费品的影响较大。与2020年相比，今年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更大，疫情初现时的短期收入波动对消费影响不大，消费也很快反弹。现在疫情已持续两年，对大部分人的收入和经济预期变得永久化，消费下行压力也更大。疫情对无法线上操作的岗位人群收入影响较大，收入变化对家电、电子产品、珠宝这类可选消费品影响最大，应对特别人群、特别产品进行消费补贴。之前发放的消费券效果很好但量太小，大范围发放全民消费券对消费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中国现在消费需求相对生产较弱，刺激内需非常重要。美国的食品券项目和我国香港每人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项目也都非常成功，消费券短期刺激消费的作用快速明显，而且有乘数效应，效果比发现金更好。现在消费券的主要难点是地方政府财政有限，发放的消费券也有限，需要中央层面政策发力。

  袁钢明指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经济处在回温阶段，但四月份受到疫情冲击再次回落，值得关注的是在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如网络零售等指标的增长速度应当更快，但今年1-4月份增长速度同比只有5.2%。由此可以认为，经济下行的原因不仅是疫情冲击，问题在于货币政策不够适当，货币政策不能只把主要目标放在控制通货膨胀上，这与经济增长相矛盾。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还是处在发展时期，要保持必要的甚至较高的增长速度，才是主要目标。袁钢明还认为，目前中国的财政政策也受到了制约，地方财政缺口问题严重。解决办法有两点：首先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力度；其次要从体制上进行调整和创新，而融资平台尽管受到指责，但不失为是一种很好补充财政能力的做法。宏观层面要避免将杠杆率压得过低导致经济出现下滑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