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特殊时期政府的再定位
谢谢主持人。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特殊时期政府的再定位。这个题目很大。但是我认为，我们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疫情，与我们的经济萧条，与全球变局的这样的几重叠加因素下面，我们对政府的定位要有一个更为系统的思考。
那么当然，我们从人类历史来看。每一场经济大危机。都会引起政府哲学的一个调整，都会导致政府与市场的这种边界，出现一些系统的变化。所以我们从市场经济这几百年历史来看，是坚持这种。无为而治，小政府、大市场这样的一种定位？还是采取一种积极干预政策和这一种大政府的大市场或者小市场这样的一种格局？那么这些市场实际上就像一个钟摆，会随着经济危机的这样的一种周期性的变化，从自由主义向干预主义进行摇摆。一旦这个危机结束，经济哲学理念又会向政府干预这个方向来进行变化。
但是我们会看到。从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陷入到长期停滞这种状态。我们对于政府的这些思考，对于市场功能的这种思考，与以往可能发生了很大的一种变化。也就是说，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说这一轮政府哲学的这种转变，比上几轮的政府哲学定位和这种基本功能的这种思考要更为深刻。值得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的进行探索。
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长期停滞出现之后，我们不是简单的在新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进行简单的摇摆，而是对于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共识进行全面的否定，同时对应凯恩斯干预主义也提出了大量的这种挑战。那么这个挑战很明显的就会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一个基本目标，基本工具和他的方向，进行了大量的创新，特别是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出台，货币政策的量宽，财政政策的赤字融资，资产购买，以及我们所看到的财政与货币搭配中间的这种高债务、低利率，甚至出现负存款利率的这样一些调整。实际上，使我们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府经济学的一些常规的工具来进行思考。这里面最为具有异端的，那么就是MMT理论。
那么目前，到底是重构新古典经济学，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学的一种基本理论？还是在凯恩斯主义的这种框架里面进行改良？还是进行宏观经济学的一些重构？实际上现在主流经济学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和冲突。因为在08年09年，很多人讲，我们只是在危机状态，那么新共识的很多基本理念，基本常识，只要危机一过还会适用。但是我们看到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个期间，我们并没有回到常规，而是处在一种长期停滞的状态。那么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对于传统工具的一些不信赖，要求我们的政府，政策制定的基本哲学理念要有一些新的改革。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在2020年疫情带来的这种大流行，大停滞，以及经济的超常规的深度下滑，引发了大家对政府功能进一步的重新认识。那么这个认识我们会看到一个是这种社交隔离所带来的这种社会管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由于疫情所带来的这种疫情救助和经济启动经济救助，这样所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仅仅面临着市场失灵，同时面临着社会的这种失灵。那么这两重失灵导致我们要在政府的功能上面要有一个全面的一个重构，也就是说强政府在这样的一种特殊时期，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以及这种强政府应当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构建？
因为目前疫情依然在蔓延，并且病毒还在进行变异，抗疫的模式也还在进行演化，同时大家也发生很多的争论，那么政府的功能定位以及政府如何发挥弥补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的一种新的体系？引发我们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我想，在当下，这是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进行梳理的一块儿。
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看到，目前是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面临着技术的革新，面临着世界格局的一种变革。那么这两重力量实际上对于政府的功能产生了不同的这种作用。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大时代、大变局带来的这种大国竞争，大国冲突。那么这种大国冲突，导致的是民主国家的这种概念的重构。导致我们原来想超越这种民族国家，在一种全球化视角重新定位政府功能的一种乌托邦的一种设想，好像面临着急剧的挑战。
因此我们会看到贸易战，科技战，人才战，金融战所带来的是去全球化，带来的是各个国家都在利用政府的力量，进行新一轮的这种布局，那么这个布局我们会看到，它的产业链会变得更短，更宽。各个国家都要力求在极端性状态下内部循环的顺畅，那么这就导致政府要逆市场来进行作为。那么逆市场的这种作为，如何来进行把握？与此相关联的更极端的一种状况就是，大国竞争往往会在这种地缘政治上面会以极端的方式进行演化，那么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战争。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几年里面超越我们大家想象的就是俄乌战争的爆发。这种爆发，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种极端事件中来管理世界经济，来进行协调区域布局，来重构我们一些民主国家的经济战略，
那么实际上这三重因素，都与我们在常态状态下完全不一样。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在大缓和时期，也就是说从84年到06年的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这样的一种景气状态所讨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基本逻辑，在目前这样的一种大时代里面基本不适用。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讨论，疫情、战争、国家竞争、急剧冲突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这种定位。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然，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爆发，也带来了我们对于政府与市场，即使在常态水平下面，他的这种边界的理论思考。我们会看到由于信息技术的出现，数字技术的出现，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导致传统的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有些被解决了，但是又会引发新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哪些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时，能够很好解释、解决的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的功能就会更大。所以很多人就提出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命题，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是全能型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会失灵。因此很多人就讲这种信息时代，计算机时代，It时代，政府的信息能力很强大，数字政府的这种建立很可能会大幅度的扩张政府的边界。所以，很多人讲在未来的智慧时代，很可能是一个全能型政府的这样一种时代。
那么当然，上面的这种争论，是认识论上的一种差异。就是说即使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不对称从根本上能不能解决？我们解决了一些传统的一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能不能解决我们在一种新技术条件下，我们的一些隐信息，和一些内在激励的问题。可能得出的结论就是，信息技术的冲击一方面拓展了市场的这种边界，但同时也拓展了政府的一些边界。他并不像传统所想象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地域性的消长。很可能呈现一种叠加性的这样一种模式，
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监管领域，我们对平台的这种监管，很重要的启动的是大量的政府监管。但最后发现，一个平台企业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他在监管平台上的一些企业行为和行业规则具有天然的优势，同时也有内生激励。那么这样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对平台上的这些企业的监管，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扩大它的范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平台企业又要发挥他的这种自制性的功能——平台监管，行业监管的这样一种功能。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监管领域里面，市场、社会组织与政府这三者之间的这种边界不是简单地漂移，而是在重叠中间相互融合。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在新技术下，相应的各种功能的实施模式和工具，的确发生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我们返回到这个大时代，也就是说，瘟疫的流行，地缘政治格局的这种变化，大国冲突的这种极端化，我们就会发现，目前对于政府功能的思考，需要有一个大转型。需要从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初的一些话语体系，向更广泛、更深刻的一些领域进行转变。这些转变我认为是目前从政治哲学，从经济学、社会学这些领域里面，还有包括政治经济学这些领域里面着重来把握的几个点。而不是简单的说一句，传统的市场失灵，推出政府看得见的手存在的理由。通过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他们之间的这种成本权衡，简单的来划定市场的这种边界。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用新的一些视角，第一个视角，政府与市场相互增进，相互融合这个角度，来进行思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视角，需要在一种更大的背景下，在出现超常规事件，整个时代结构出现断裂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重新来刻画政府的基本政治定位和功能哲学。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一点点浅见，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谢谢。
厉克奥博：谢谢刘校长。您的发言，充满着深刻的哲学思考，我想是从历史纵深的角度论证了危机之后政府边界的一个调整。零八年危机之后，我们的经济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也必须要求我们在政策工具和理论层面有所创新。那么尤其疫情之后，您提到市场失灵叠加了社会失灵，又叠加了地缘的大国竞争，还有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客观的说政府变强了。那么强政府的构建原则和政府行为的激励是什么，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值得深思。再次感谢刘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