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慧：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非常感谢稻葵院长的邀请，参加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年会，也祝贺清华大学111周年的校庆。
很高兴在这个会议上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和研究的一点成果。黄奇帆市长谈到了大市场，这里涉及到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我的题目叫做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我是想谈一个主题，就是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这个题目比较大，我主要想强调两个方面，去年共同富裕是一个很热的热点，现在大家也很关注。当时谈完之后，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到分配等这些方面，蛋糕要如何切。实际上习总书记的讲话也强调了，我们关键还是要先把蛋糕做大做好。所以关注经济增长，仍然是锲而不舍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但是当我们谈到共同富裕的时候，我们不是
一般意义的发展，而是强调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里面很关键的一点是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包括刚才提到的大市场，包括我们说的城乡协调，包括产业协调，甚至企业的包容性发展，都在这里面，都会对我们共同富裕有一个推进。所以这三个关键词，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实际上我会挑一些很关键的中国数据，来说明我们在这个阶段推进共同富裕仍然要关注经济增长，很重要的是推动协调发展。
我们知道共同富裕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并强调要把蛋糕先做大做好，然后再把蛋糕切好和分好，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前年的“十四五”规划，我们就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规划，包括2035年我们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显和实质性的增长，实质性的效果。而到2050年我们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我们共同富裕的步伐，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伐，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到2050年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说我们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所以说我们的历史过程的目标，是一个很科学的规划。并不像去年网上炒作的一些不正确的声音。
首先我觉得要把蛋糕做大做好，第一步一定要保证我们在2050年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实现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经济有这种能力，现有的劳动力，现有的技术和我们的资金条件，应该实现的增长率，实现这个潜在增长率，才可以把我们的蛋糕做大做好。我们做过一些预测，在2020年可能还有6%左右，逐年下降，因为这和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规律相关。到2050年之前，也要有3%的潜在增长。这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环境冲击很大，2020年新冠疫情到现在，对我们的冲击很大。所以2020年只有正的2.3%。因为2020年基数比较低，所以2021年有8.1%的增长，2022年的目标定的是5.5%，和两年前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一样。现在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加上俄乌冲突，可以看到今年这个目标又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在三重冲击这种压力下，我们能否实现潜在增长率，也是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如果从长远我们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努力保持潜在增长率的实现。
我们到2050年这种规划来看，“十四五”期间如果能保证这个潜在增长率，就是整个这五年，基本上5.5左右的增长，如果能保证实现，我们就能够在这个阶段实现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叫经济增长的节点，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去年的数据已经很接近了，因为我们要迈入1.25、1.26万美元，已经很接近了，这个目标应该就能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一个14亿人口大国，如果人均GDP迈上高收入，这确实会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如果我们还能在2025年到2035年，还能实现潜在增长率，大概测算4-5%的潜在增长率的目标，大概在2035年能够达到“十四五”规划提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就是2万美元以上，我们测算在2.4-2.9万这个幅度。这里面有汇率的变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节点，就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节点。
基本匡算应该在2030年左右，中国会成为总量最大的经济体。如果在2035年到2050年，继续保持3-4%的潜在增速，我们还可以使人均GDP再翻一番。到2050年左右，我们应该能够接近人均5万美元的水平。如果实现这一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的目标就已经实现了。经济总量保持15年最大，而人均GDP，那个时候相当于美国一半的水平，因为美国那个时候应该接近10万美元的人均GDP。当然以上所有的预测是不考虑有重大的事件，重大的冲击，因为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包括像我们说的战争条件，这些都不能考虑的，我们只测算的是潜在增长。
要想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有一个目标，要实现这种潜在增长率，使我们的蛋糕足够大，足够好，这是第一个要实现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并不意味着我们单纯追求GDP的增长，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当然高质量的发展，我们一般认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而新发展理念，首先第一个是创新发展，第二个是协调发展，然后我们是开放、绿色、共享。创新发展我们一般认为创新和开放是动力，而协调发展既是一个手段，又是一个目标，本身这种理念存在着两个方面，又是手段，又是目标。通过协调发展，能够使我们最终的成果，经济增长更好实现共同富裕，达到共享的目标。
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单纯从经济增长来看，大的区域，东中西，包括东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的东中西部的差距，这些年有缩小的趋势，2013年以后，东北地区和东中西的经济增速有明显的差距，从GDP增长来说是有这么一个大的变化。我们算算各个省人均GDP的差异（我们叫做变异系数），算的结果可以看出来，这些年总体变异系数在降低。但是这些年降低的幅度趋于平缓，相对固定，并没有像从2000年以来，一直到2013年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
我们所说的区域协调发展，并不意味着是单纯的GDP增长，GDP增长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我们做过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数，包括几大方面，一方面是和经济生活水平，人民生活有关的，就是你的GDP，你的消费水平，你的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还有一块是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要关注的，受教育的程度，还有医疗。还有一个要强调基础设施的通达程度，这个基础设施强调的是有形的，其实我们要从市场统一这个角度，还会有一些无形的。再有就是地区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另外把绿色低碳单独拿出来，有一系列的指标，大约20个指标。这里面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都是黄奇帆市长提到的我们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应该关注的一些内容。这本身也是市场一体化，实际上我更愿意用市场一体化这个词，而不愿意用统一大市场，因为一体化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是破除了区域之间的这种保护主义壁垒。我们做过测评，测评的结果，新时代以来我们区域协调发展的指数在快速的增长，越来越协调，尤其是这五个方面的指标，基础设施通达，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说增速还是比较快的，因为这些年搞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说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绿色低碳等这一方面也都有明显的进展，但是五个方面的指标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所以说这五个方面，从区域协调来看，恰恰是共同富裕的一些要求，因为政府推进共同富裕，不一定要人为的怎么来平均，而是要做好基础。而我们这里强调的几个方面的基础，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通达等，这些是最为关键的。
当我们谈区域协调发展，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城乡协调问题，因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0年以来在逐年的下降，因为我们通过协调发展，尤其是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也是在逐年下降的。即使这样，可以看到到2020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仍然有2.6倍，所以差距还是非常大。城乡协调问题是区域协调的关键，又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着力点。
区域协调发展，刚才我提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南北差距相对比较大，另一方面，我们强调的这个城市本身也有显著差异。新时代以来，区域经济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出现了南北差距加大；另一方面，真正的经济增长极还是在城市群，城市群发展非常快，它是经济增长极。
新时代以来，我们推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和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六大方面的战略，再加上我们说的19个城市群，就形成了未来中国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叫两横三纵城镇化的战略格局，这个格局是新发展格局里，对未来协调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规划。而且从共同富裕角度来说，现在区域协同发展并不只是说GDP之间的协调，或者并不是说人均GDP低的地区一定要赶上人均GDP高的地区。一方面政府的作为主要还是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基础设施的通达程度和可比性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要实现统一的大市场，实现一体化和统一化，人口还是要有序自由的按市场化的方向流动。如果这19个城市群，它们的人口承载能力，经济发展潜力都很大，需要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那么人口会向这种大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去集中。而有些地方强调生态安全、能源安全、边疆安全，这种主体功能区需要分开。这种主体功能区所谓将来的收入，主要通过生态补偿，财政转移，包括区域之间利益调节和补偿去协调。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政府要抓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而同时又要让一体化的市场，去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就把政府要做的事情明确。在尊重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进区域的协调。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分配，我们强调在分配这个过程中，关键是使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渐缩小到合理的区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虽然这些年在降低，2015年是0.462，现在还是在0.468和0.465这么一个状况，总体基尼系数还比较大。
在宏观分配里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一个是在初次分配和可支配分配里，居民收入的占比这些年没有提升，反而降低了，这个趋势很值得关注。可以看2000年居民收入在初步分配中的占比能到67%，到现在也只有61%，实际上是在下降，政府和企业份额在上升。可支配收入也是从67.5%下降到了62%，中间一些年份是居民占比越来越低，有些年份还比较稳定，总体上要比2000年占比是下降的趋势。
还有劳动报酬的占比，这些年总体上还是偏低的，尤其是和德国、美国这些国家去比，因为我们是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共同分配，各种要素都来参与分配的要素结构。但是我们的劳动报酬从2000年52.7%，逐年下降，到了18、19年好一点，又到了52%，但是还是没有到2000年的高点。而50、51%相比德国和美国，他们都是57、58，我们还是低了好几个点，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在收入分配做的工作。
我们在谈到基尼系数，谈收入分配时，我们经常提的是收入，实际上财产分配的这种差距会更大，财产很难统计，找数据比较困难。现在有一些像财富调查报告里的数据，总体来说是这么一个状况，15年城镇的人均财产是20万，到18年将近30万，农村从6万多到8万多，全国平均是从14万到20万这么一个变化。这个上涨的趋势有工资收入在提升的过程，实际上和房地产价格上升也是相关的。由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使我们财产收入的分配差距，基尼系数差得还是比较大的。2002年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左右，高的时候是0.46左右，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财产从0.4的差距已经涨到了0.6多，差距这么大，最根本的房地产的影响。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黄市长提到了尤其是经济脱实向虚，房地产行业和金融业的收入是几大行业的很多倍，这种脱实向虚的趋势对我们经济的影响非常大，我们要极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行业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出来，从上市公司来看，证券行业的上市公司平均的薪酬将近60万，而像隆平高科只有6.78万，实际上金融业、房地产业往往应该是服务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最近两天网上也在传一个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说房地产也是一个实体经济，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房地产在实体经济里面只有建筑业是按照实体经济统计的，而房地产本身一定是金融衍生过来的，到了这种销售环节，就是金融衍生过来的，所以它不可能归为实体经济。而且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包括历次的中央文件里，所谓的协调发展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结论，一定要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协调发展，实体经济与房地产业的协调发展，如果把房地产业也归为实体经济，那么中央文件这句话就是错误的，不能说推动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没有这个概念。
实际上2013年曾经有一波房地产高涨，就是我们的金融银行部门反复在宣传，说房地产也是实体经济，结果把新一波的房地产价格就推上去了。它不利于协调发展，也不利于高质量的发展，所以不要扭曲这些概念。
最后一点是包容性的发展，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如果是基于效率，基于创新，而非基于所谓的垄断，那么你的收入差距大，这不是问题。但不要基于你的垄断而获得高收入的差距。即使收入差距是靠创新，靠高质量发展，而得到的高收入差距，但是作为企业来说，仍然要强调包容性发展，强调你的社会责任，什么叫社会责任？那就是企业发展中不仅仅是为了股东的回报，不是一定要高利润，而是为了利益相关者的回报，利益相关者既有股东，还有员工，还有各个方面的社区、环保、生产、客户，还有平台上下游的客户，消费者的利益等各个方面，所以企业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一定要注意社会责任，这就是包容性发展和协调发展，对企业的一个要求。
实际上我们长期做这个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做了十几年，应该说中国的社会责任这个方面的评分，基于刚才这个评分表，评分结果总体还是上升的，但是也只有50-60%之间的得分，还不到及格的水平。17年是一个最高点，18、19年有点下降。但是作为协调发展来说，尤其是我们强调共同富裕，实际上企业应该追求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其实这是两个导向，作为企业经营和公司治理的两个逻辑，一个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逻辑，还有一个追求是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而现代社会发展，越是追求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逻辑的企业就越做越大，越做越优，这个企业才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发展的企业。
以上是我围绕着推进共同富裕，从经济增长，尤其是我们说的潜在增长率和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又谈到了三个方面，一个是区域的协调，包括行业的协调，还有企业的包容性发展，这么几个方面谈了一下我们的一个研究，和我们对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些想法。不当的地方，请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研究人员，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