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面临企业负债率高企和资本外逃风险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有一系列的基本特点，比如说经济增长速度要下降，要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要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要改变我们的资源配置的方式，等。

经济增长，我们应该容忍下降，但是也存在一个保底的问题，跌到4、5%，那恐怕不行。

金融领域跟实体经济是密切相连的，过去我们保底主要考虑的是就业，2003年温总理有一句话，中国必须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我们不能创造800到1000万个就业岗位，就会产生经济不稳和社会不稳定。现在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12年大概是减少了230多万。我们为什么还担忧？其实不完全是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金融形势恶化。怎么衡量我们的金融稳定不稳定，有没有风险，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就是看你的杠杆率，总体杠杆率，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是369%。中国没有确切的数字，投行认为是250%，这样的数字大体是可靠的，这个数字在世界上已经是相当高了。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最担心的，最担心的是我们企业债务，按照标普来算，中国现在企业的债务是14万亿美元，美国的企业债是13万亿，中国债务从绝对数字超过美国，比例上更不用说了。根据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我们企业的杠杆率不到120%，这样一种企业的杠杆率是全球没有的，是非常危险的。意味着你的负债和你的还债能力差距太大，一般情况下来讲，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杠杆率就会上升。

第二个是地方政府债。第三个对房地产问题。房地产价格在下降，会不会进一步下降，会不会形成一种房地产市场风险，这个我们要关注。

然后还有影子银行，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忧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否一定会导致公司债务形势恶化，这个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我在九十年代后期写过一篇关于政府债务的问题，不要害怕不良债务，我们要通过经济增长走出债务陷井。现在这个逻辑是否同样适应，开始认为是的，现在有点怀疑，因为影响企业债务的因素有几个，一个是资本的效率，我们用资本产出率来衡量。还有一个是企业付息之前的利润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息率，再加上我们国家资本化程度如何，直接融资就不用担心了，但是我们这个比重比较低，我们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不太高。所有的因素要综合考虑，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因为债务状况是债务除以GDP的比值，经济增长的速度概念存在着杠杆率的分母里面，同时也存在分子里面。如果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资本产出率是给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越低，你所需要的投资就要少。

与此同时，如果你企业的盈利状况是给定的，你投资少，你去借钱的需求就少了。所以说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必须提高企业的效率，整个经济宏观配置效率，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分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稍微下降一点，使我们的债务暂时有缓，我们可以更大胆加紧结构调整，加紧改革，不要担心经济速度下降对我们带来的损害。

   最后是中国要防止大规模的外部冲击，造成我们的资金外逃。今年美国是QE，升息了，人民币的贬值性是很大的，是不是资本外逃？企业为了自己本身的保值，可能把资产转走，中国有50万亿的存款，如果有10%换成美元，有很多钱要流出？可能要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