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十四）——新领导？新时代——经济形势研讨会

2013年1月6日下午两点，第十四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在人头攒动的伟伦楼国际报告厅正式召开。应邀参加活动的有：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章政、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顾云昌、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张陶伟，华尔街日报中国区副总编Aaron Back以及新兴市场咨询公司总裁Jonathan Anderson。此外，到场的还有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经济参赞，BP大中华区总裁陈黎明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论坛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主持。

论坛的第一个环节是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对话。针对财政悬崖这一全球关注的问题，Aaron Back先生发表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对于增税的部分，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在消减支出上仍需努力。总体看来，他对美国的形势是比较乐观的。他还认为，美国可能还会再次触及债务底限，如果触及到了国会从而未能通过，那就要违约，这必将使信用评级部门降低信用度，但是他相信国会不会听之任之。

陈兴动博士认为欧债危机有四个阶段要经历，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的初期。欧洲的领导人也意识到不改是不行的，他觉得不确定性因素应该在两个国家，一个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德国，第二个不确定性是在意大利。

Jonathan Anderson先生谈了他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的解读。他说，去年对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辛苦的一年，房地产市场下滑，经济放缓，另外还有货币方面的问题。2013年的局面将会完全不一样，一般来说金砖五国的多数国家会比去年趋于稳定，政府现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

章政教授的观点集中在日本问题上。日本人有一种奇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现在变成了一种焦虑，或者逐渐淡化，但这种优越感依旧根深蒂固。日本的经济运行机制尽管很成熟，但是缺乏活力，西方社会都有这个问题。日本的经济，好不会好到哪儿去，差也差不到哪去。

之后，论坛进入了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江平教授谈到了中国政治发展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方向，在他看来，新领导迈出的第一步是积极的，所以在这方面他持乐观态度。在法制方面，还没有看到特别突出的新气象。前五年是一个观察期，受到一些固定的限制，不能够寄予太大希望，所以，只要能在前五年的工作里把错误的做法纠正过来，那就是比较大的政治勇气。

郑新立先生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一个双倍增的目标，围绕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总量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他觉得双倍增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要想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就要看改革，党的十八大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应该形成一个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顾云昌会长认为，党的十八大对房地产领域的要求就是四个字——“住有所居”，这道出了中央对民生的关注。民生问题也和房地产紧密相关，我们虽牢牢地控制了房价上涨，但房价上涨趋势很难避免，特别是在大城市。目前，由于调控尚未放松，房价大幅上涨的趋势还是可以控制住的。

贾康所长的基本认识是，针对房地产税这样一个改革问题，大前提还是要跳出财税论财税。在整个中国的税制里，间接税的比重偏高了，而在直接税的施行过程中，目前比较规范的就是企业所得税，可惜现在留给它发挥的空间还很有限。我们需要合理推进以市民化为核心概念的城镇，这将是有助于我们打开增长空间的动力引擎。

许善达局长的判断源于自己多年来对政府和住房问题的关系。他指出，首先房价不该用所有的平均房价作为决策依据，一定要坚持分类，政府在不同住房、不同类别居民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保障性住房，政府提供土地等等这些政策都是政府行使的，住宅征收的保有环节税收是征税的一种方式，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王小广教授的观点铿锵有力，他认为，国要前进，房地产不调整，中国没有希望。现在，整个资金的配套都在房地产领域，而房地产市场过快过热的发展对技术进步没有任何好处，它抑制消费需求、抑制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必须另辟新路，那就是扩大内需，这个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消费，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论坛继续着对房地产问题的争论。张陶伟教授的判断是，房地产的本质实际上是政府把老百姓的财产转移到政府手上的工具和手段，是政府把银行贷款变成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原始积累，所以这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毋庸置疑，中国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发挥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我们必须要进行市场方式的转变，最后才是创新。

袁钢明最后强调，房产税是中国目前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处在政府做与不做生死边缘的政策问题。因为没有征房产税，所以造成了房价暴涨，所以我认为房产税最重要的作用应该是遏制房价的恶性暴涨。发展城镇化是为广大贫困农民谋福利，也是为农民创造一个城市化生活的新空间，所以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公共政策。既然要照顾贫困农民进城，政府就该提供廉价的空间，而不是房地产上涨的空间。

   随后，现场观众就纳税和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向现场专家进行了提问。此次活动在此起彼伏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