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
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
时间：2007-11-20
2007年11月10日 00:36 经济观察报
肖瑞 李利明 杨洋
10月15日，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他们分别是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茨 (LeonidHurwicz)、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马斯金(EricMaskin)，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迈尔森(RogerMyerson)。
可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的距离从来没有这样近过：其一，三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有一些中国学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是赫维茨的得意门生；马斯金共有五位中国弟子，目前全部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分别是院长钱颖一、特聘教授许成钢、人力资源系教授王一江、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和经济系主任白重恩；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朱天则是迈尔森的高足。其二，借助于机制设计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研究在过去十几年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一支，而用机制设计理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轨为比较经济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和参照。在这方面，马斯金的五名中国弟子做了大量有影响的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已成为比较经济制度研究主流文献相当重要的部分。
10月23日，曾经师从马斯金的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和白重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就机制设计理论的原理、如何用机制设计理论解释中国经济、马斯金的风格及学术贡献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理解机制设计理论
经济观察报：对于大多数国内学者来说，机制设计理论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请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理论以及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贡献。
钱颖一：机制设计是指给定一个组织的目标(比如企业的利润、政府的税收、经济的效率、社会的公平)，是否可以和如何设计一套游戏(或博弈)规则，使得每一个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在掌握私人信息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利益行事，其最终博弈结果能够到达该组织设定的目标。三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贡献，是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它包括三个基本概念。
其一是激励相容 (incentivecom-patibility)。就是在你设计机制的时候，要考虑到一个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人们会利用自己的私人信息为自己的利益去做选择。也就是说，你设计的机制必须要与人们的自身激励相一致。赫维茨最早把激励相容作为一个约束条件引入了机制设计问题。
其二是显示原理 (revelationprin-ciple)。在激励相容的约束条件下来设计最优机制通常是一个很复杂的数学问题。迈尔森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一个较为简单的数学问题。它所对应的是一组特殊的机制，即直接显示你的私人信息的机制，它们被称为直接机制。迈尔森证明了在寻找最优机制时，只考虑直接机制与考虑全部机制是等价的。
其三是实施理论(implementationtheory)。给定一个目标，是不是可以设计出一个激励相容的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呢？通常在一个机制下有很多均衡点，有的均衡点能实现目标，有的则不能。马斯金研究了所有均衡点都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这被称为实施理论。
机制设计是这么一套分析问题的思路、框架和方法。机制是学术上的说法，对应到现实中就是制度和规则。你要达到一个社会目标值，就要设计一套制度，我们叫做机制，就是一套博弈中的规则，来实施这一目标值。当你设计这个规则的时候，要考虑到所有的人都会对你的这套规则作出反应。就是平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是在知道下有对策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设计出一套机制来实现企业、政府、或社会的目标呢？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是可能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呢？就是机制设计理论要回答的问题。这里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有严密的论证。
在获奖后的电话采访中，马斯金举到税收的例子。税收设计是机制设计的一个应用。政府想通过税收来改进收入分配，帮助穷人。但是政府又不想扼杀人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所以就必须在考虑人的积极性的情况下做平衡，设计出既能帮助穷人，又能使由此带来的对人的积极性的损伤最小的机制。
白重恩：一般的博弈论是给定了博弈的规则，来预测博弈的结果。而机制设计正好是反过来：先有一个目标，希望得到某个结果，然后找一个博弈规则来实施这个结果。从这个角度讲，机制设计是一个一般的博弈论的逆过程。当你要找这个解的时候，有很多种的博弈规则可供选择，需要搜索的范围特别大，基本上没法入手。显示原理把搜索范围一下子缩小了，本来你要在一个大森林里面找一棵正好符合标准的树是很困难的。显示原理说，你不需要在整个森林里面找，只要在这个小山包上找就行了，这个小山包上找到的最好的，一定是全部森林里面最好的，而且这个小山包很特殊，它可以用数学表达式来刻画。马斯金的工作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标是可以实施的，什么样的目标是没办法实施的。就等于说你提供一个方程，马斯金的工作告诉你这个方程什么时候有解、什么时候不可能有解。当然这个方程很复杂，因为它的自变量是机制，机制有很多很多，而且你需要考虑到所有人，知道你要设计这个机制，别人对你有对策，难就难在你知道别人有对策，你还能设计一个能达到你的目标的政策，或者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没有办法达到既定目标。
钱颖一：从历史上说，机制设计思想的源泉得追溯到哈耶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哈耶克和兰格就计划与市场进行了一场大争论。计划经济到底可行不可行？哈耶克说不可行，兰格说可行。哈耶克为什么说不可行呢，因为信息太复杂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等信息传导到计划体系的中央部门，就太迟了，而且也不可能准确。而市场经济可以充分利用分散在个人和企业中的信息，并通过市场价格把信息整合，这是对信息最有效的利用。这是哈耶克的主要的洞察力。
有趣的是，赫维茨正好在十月革命那一年(1917年)出生在俄罗斯的莫斯科，然后移民到美国。他脑子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理论上怎么证明市场经济可以有效地利用信息，而计划经济则不能？他比仅研究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要宽，他要比较所有的机制，其中既包括分权式的市场机制也包括集权式的计划机制，看倒底哪个更有效率。到了上世纪70年代，赫维茨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任何其他的机制都不会好过市场机制，尽管市场经济本身也有很多毛病。他的研究工作是思想非常深刻的工作，同时他又能用数学证明出来他的结果。
我们通常讲的制度，把它变成数学模型之后就是一个机制、一套游戏规则，在这套游戏规则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为自己谋利益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之下，研究最优机制的设计，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可以想象它的应用是极其广泛的。
王一江：市场本身就是个制度，这个制度能不能充分使用信息，达到社会的最优？这本身也是需要设计、需要证明的。市场这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除了这个机制以外，其他的机制有没有可能来代替它，比它运作的更好？比如在市场中，对公共品就没有办法设计出一个有效率的分权式的机制，即让所有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付费，并且达到社会最优的公共品供应量。所以社会往往采用税收的办法来筹款，用来支付公共品。
马斯金的思路就是思考经济制度时，要放在这个框架里面。考虑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去使用信息，然后你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能不能有一套规则来实施你的目标；而且实施目标时，成本是不是最低。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看整个中国的改革。
钱颖一：马斯金和他的合作者对“软预算约束”的研究就是他结合制度设计与改革现实的一个范例。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是我们研究和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中问题的重要概念。这同标准教科书中的“硬预算约束”形成了强烈反差。科尔奈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国际权威，他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在八十年代在中国畅销。从1985年开始科尔奈到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成为马斯金的同事。尽管“软预算约束”被广泛应用，马斯金想从理论上搞明白究竟为什么市场经济产生“硬预算约束”，而计划经济产生“软预算约束”。
在九十年代初，从机制设计的角度，他给出了一个有关“软预算约束”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首先把预算软或硬转化为博弈论中的标准概念，即对停止再贷款威胁的承诺可信性。然后追究这一承诺在不同体制中可信性的不同。他论证这里的原因是对资本或信贷的集权和分权。相对于集权式管理，分权的一大优势是承诺的可信性，这是因为在分权情况下，信息的传递不够好，这就使得事后的重新谈判变得困难，从而使事先的威胁成为可信，也就使得预算是硬的。
马斯金发展的这一模型成为对“软预算约束”研究的重大突破。他把现实中的观察的普遍现象变成了博弈论模型；他把预算约束的软与硬同集权与分权联系在一起。有了这一模型，对“软预算约束”就有了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我和许成钢在这方面做过不少研究。
马斯金的中国学生
经济观察报：马斯金一共有五位中国弟子，现在都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请谈一下你们对马斯金的认识和马斯金对你们的影响。
钱颖一：马斯金在他为科尔奈编辑的一本书的前言里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对我个人来说，和科尔奈交往的最大回报——也是在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极大亮点——就是我们一起指导了一拨中国学生，他们都对中国经济体制怎么运作深深着迷，这些学生去找科尔奈，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有无以伦比的专业知识；同时他们找我，是来求助于现代经济理论的工具。对我来讲很荣幸和科尔奈一起来培养这些学生。”科尔奈对社会主义中的体制问题有敏锐观察，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正好为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特别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这个问题的最佳的导师组合了。
马斯金是一个有着非常广泛兴趣的学者，他不但在对数学上很抽象的经济理论研究上有很大的成就，他对货币、拍卖、政治制度、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集权和分权等等问题都有研究，因为这些都牵扯到机制和制度。他非常有兴趣地把他的机制设计理论用于观察这些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他遇到了科尔奈，遇到了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我们和科尔奈一样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计划经济制度背景有着直接的、切身的感受。马斯金非常喜欢和我们这些人一起交流、一起探讨，同时他在理论上又极其严格。他一定要把所有这些讨论都归结到一个可以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上，所有结论必须从最基本的假设推出。
马斯金在1984-1985学年在MIT任教。这一年是我在哈佛读书的第一年，我当时是去MIT听他的博弈论课的。他从1985年秋季起到哈佛任教，直到2000年。我先找马斯克莱尔(AndreuMas-Colell)做导师，他是研究一般均衡理论的顶尖人物。后来我发现我有兴趣的有关中国经济体制的问题，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没法研究，因为在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下，所有问题都只是价格问题。我当时看过科尔奈的书，知道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有很多制度性的问题。但怎样把这些问题变成博弈论的模型呢？我觉得激励问题和机制设计问题跟我们关心的问题更贴近，而马斯金的机制设计和博弈论这一套理论应该是我要寻找的研究框架。所以我就去找了马斯金做导师。回过头来看，我是很幸运的。
1990年我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另外四位中国同学也找了马斯金做导师。1991年是王一江和许成钢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是李稻葵，1993年是白重恩。我们五人都是马斯金亲自指导的学生，毕业后又都到大学任教。目前，我们五个人又都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稻葵：是钱颖一告诉我们马斯金是一位好的导师。我从马斯金那儿学来非常严谨的思维，首先他对一个问题要反复考验，有时我选了五、六次题，都写了十来页纸了，都会被他推翻，说你的问题很好解释，不用做了。他对设问抓得很严，对假设抓得很严。这方面他严格把关，对我影响最大。
白重恩：马斯金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学生去找他，要跟他谈什么，要先给他一个文章的初稿，他会把这个初稿从头读到尾，每个句子都读一遍，这是其他老师很少做到的。因为对学生的文章看得仔细，他就能提出很准确、很有用的意见。他给这些中国学生的训练是追求严谨，做任何假设都要问为什么，这是不是最基本的假设，为什么要做这个假设，能不能做一个更基本一点的假设？一直推到最基本的假设。在最基本的假设下建立模型，解释你想解释的事情。
王一江：马斯金对学生特别好，但是有一条，他很严格，很较真。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体会，到他办公室讲论文，推到某一步推不下去了，想跳过去，他的眼睛就瞪着你，十分钟一句话也不说，或者就是一个字“why”(为什么)，让你解释。所有他的学生都有这个体会，这是最可怕的时刻。然后回去吧，下礼拜再来。
钱颖一：他虽然是研究理论的，但是对现实的证据高度重视。你必须要找各种研究资料来证明自己的假设。
王一江：马斯金是我们见到过的最谦虚的一个人，他永远都是讲从学生那里、从同事那里得到多少回报，包括科尔奈。
对赫维茨也同样，得奖之后他在接受访问时说：“虽然我没有在教室里直接做过他的学生，但是我认定他就是我的老师，这个奖我们三个人一起得，我们都是朋友、合作者。我跟他们两人都一起写过文章，但是赫维茨是机制设计理论之父，我现在可以承认每年问我谁应该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都提名赫维茨。但是我最近感到忧虑，是不是太晚了，毕竟他已经90岁了。虽然我得奖也很高兴，但是我更为他高兴。”他得奖首先不是想到自己多么多么有成就，首先想到别人。
在收到我们的贺信之后，他回信说：“正像我在其他场合所讲，有你们作为我的学生是我一生中的极大亮点，所以你们的祝贺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这么两行字，每一个词都那么平和而准确。
理解中国改革
经济观察报：作为马斯金的弟子，你们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那些方面？
钱颖一：我们试图用现代经济学中机制设计的框架，分析制度在中国怎样演变、分析制度的各种表现形式如何解决一般的经济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或者觉得不可理解，或者理解得非常肤浅。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私有产权没有法律保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便由此推断，中国没有可能发展经济，因为不保护产权哪来的积极性？生产出来的东西随时都会被拿走，谁会愿意去生产呢？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比如说模糊信息、地方间的竞争、对外开放等很多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产权，弥补了法治不健全的缺点。这其中的机制，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一般人认为马斯金是技术非常强的人，他的数学好的不得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站得很高、看得很深、很有思想的人。如果只是弄些技术性的东西，他就不会愿意跟我们这些人谈了。我们所用到的技术性的东西并不是那么深，我们更关注的是现实问题。
我们做的研究和他的有什么不同呢？他研究的通常是一个抽象的框架，而我们更关注一些具体的约束条件，不少是中国的特殊的约束条件。比如，中国的私有企业经常被打击或排挤，这就是我们的特殊情况；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是给定的条件；国有企业职工不能被轻易解雇，这也是国情，等等。你把这些因素放在他的框架里面就会出现好多新结果。很多在国内的改革中出现的看上去五花八门的机制，双轨制也好、乡镇企业也好、模糊信息也好、各地区争抢外资也好，都可以用特殊约束条件下的机制设计理论来解释。我们的分析框架是一般性的，即考虑到人的激励问题，但加进去了中国的特殊的约束条件和起始条件。
经济观察报：有了机制设计的思想，对于理解中国现实、中国的改革有什么帮助？
王一江：理解了机制设计，可以避免中国人长此以往的几个坏的习惯。第一个是只看目标、不谈机制的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比如说一些倡导民主、倡导市场的人，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走入那个状态，马上就能采用理想状态的最优体制。提倡要达到理想社会、乌托邦的人，只谈理想，而不去考虑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种极端主义思维很容易主导社会舆论。
另一个极端是沉溺现实社会，垂头丧气，无所作为。经常有人会说我们做不了，因为现实是这样的。很多人强调中国的现实而无所作为，强调中国的现实是不错的，但是你要有作为，要去设计机制改革。几年前在国有银行改革之初，当时几乎所有外国人都说中国的金融系统没戏。但是中国找了一个机制——注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你说这些办法是不是最完美的？肯定不是，但是国有银行改革毕竟做成了。所以不要随便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没有办法。有机制设计这个思想，很多事情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白重恩：另一种误区认为机制是不可变的，给定这个不可变的机制，结果也就不可改变了。但是机制是可以变的，我们在想怎么改变这个机制。我们这些人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其实都是贯穿于这个主题的。我们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不那么极端。
王一江：国内一些学者强调，西方经济学是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机制设计说明合适的工具是很有力量的。现代经济学有了机制设计这个理念之后，一大批学者都在用这个概念和工具，在关注和分析中国制度演变的经验，在解释职工下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一系列中国改革的重大问题。借助机制设计理论，我们对很多现象都是可以解释、可以理解的，甚至对这些现象的演进都有相当的预测，比如说乡镇企业，随着条件的变化它可能要消失，这是在当时条件下设计出来的最佳的产权结构——模糊产权。在当时的思想、政治和其他约束条件下，非公经济容易感到不安全。乡镇企业因为成功使用了地方政府的保护，上面就不好随便干预了。而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这些手段就越来越没有必要了，所以乡镇企业在跨越一定的历史阶段后就会消失的，在当时就是有预测的。
白重恩：我们这些人的研究很多都是关于过渡机制的，因为机制设计理论的视野很广，它不是只考虑纯粹的市场机制，或者只考虑纯粹的计划机制，在这两种机制之间还有很多变动，很多人根本不考虑这些中间机制。我们最主要的贡献是考虑过渡机制，就是给定了中国的情况、过渡时期的具体情况，什么样的机制是相对最好的，是最适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随着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正机制，最后过渡到理想状态。这应该是我们这几人的研究工作的一个共同点。
水至清则无鱼与模糊信息
经济观察报：现在公众都在强调信息应该公开透明，从而有助于相关方作出选择。但是我记得你们曾经提出，在当前阶段的中国，在有些情况下模糊信息比信息透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什么意思？
王一江：为什么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浑水是怎么在其中起作用？中国曾经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长官意志高于一切。考虑到一些缺乏法治观念的领导者有可能用他的权力来谋私、来侵犯企业与个人的利益，你有一个什么机制来防范他？这是一个关于信息问题的讨论。
西方现代国家是用民主法治来限制任何一个当权者的行为空间。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还处在一个创建的过程。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还有其他很多机制。不久前诺斯 (经济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清华大学演讲就讲到了国家之间的竞争。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特点，哪个君王做得过头的时候，技术人员带着资金和技术就走了，这也是一个机制，是竞争的机制。在中国历史上，碰到苛政猛于虎，人们就会到深山里面去搞生产去了。
这些机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都不大好用。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通过模糊信息的机制来限制一些地方领导乱来，这就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了。一般说的是信息越多、越对称越好。但当你把激励考虑进去，把制度不完善考虑进去，结论就非如此了。所谓制度不完善就是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
白重恩：即便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如果决策者能力有限，他看到什么事情就想做决策，也往往会做错，有什么办法呢？你可以限制他做事的能力，这样也就限制了他过多干预市场的可能性。比如说香港，当时英国人在那里的时候，他们知道没有办法管得住自己干预市场的冲动，又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把市场管好，干脆就不收集统计信息。不收集统计信息就是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在那个情况下是最优的。
王一江：你要求信息透明的时候，对决策者有两个要求，第一，他是好心的，他总是想做好事的；第二，他想做好事的时候有能力做。这两个条件他都要具备，如果只要一个条件不具备，他就可能利用他掌握的信息做对市场不利的事情，可能是出于好心，可能完全是出于私利，这就是制度和机制上有缺陷了，成了好心做了坏事。还有动机问题，你要说他动机坏这也不一定，但政府有了多重目标，它就可能会损坏别人的激励。
在一定条件下，如果信息模糊，产权反而可以保护得好，因为政府失去了干预的依据。
1950年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共同签署了一个命令，要求加强现金管理。为什么要实行现金管理？这可以及时掌握经济生活中的动向，使得税收更加平等，加强现金管理，加强银行对企业流动资金的控制，主要目的就是获得信息来收税，而这个收税恰好是政府损害激励的表现。
回过头来看80年代，中央发布了关于改进现金管理的意见，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当时可以看到大家提着大笔的现金，天南海北去作生意，做完了以后政府没有办法查到谁赚了多少钱，也没法及时把税收收缴，躲税避税就变得严重起来了。为什么躲税避税的行为变得严重起来了我们却说它是好事情呢？这是因为当时政府也看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很多企业说你老老实实交所有的税费，和当地的政府暗示你应该赞助的事情，已经超过了你的营业总额了，你就没法活。所以改进现金管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有意的鼓励避税。这是从激励机制的角度做的，如果不这样做，经济就搞不活。
50年代的想法是我不这样做就收不上来税，结果经济就搞死了。我在什么情况下又能收得到税，又能搞活经济呢？这就是刚才说的你的政策和它的对策来来回回这样博弈，最后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
模糊机制在两个方面是很理想的，就是它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让政府收到了更多的钱，虽然政府收钱比以前难了，但是保护了积极性以后，饼做的大了，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政府的实际收入也是在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同时又发生了另一个事情，就是腐败。
钱颖一：这个例子最难理解的一点是和人们倡导的主流想法 (即信息透明)相违背。模糊信息既保护了你想要保护的企业家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会保护你不想保护的官员的贪污腐败。但这个机制的原理是一样的。
设计与自发演化
经济观察报：说到机制设计，通常机制是由什么人来设计的？
钱颖一：有的机制是有意设计的(比如拍卖)，有的机制是自然演化出来的，有的是两者都有。比如乡镇企业这种机制，有一部分是设计的，而另一部分是演化出来的。当时国有企业激励很差，私有企业很受歧视，这是给定的情况。有没有设计过机制呢？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要发展小钢铁、小化肥，那就搞了集体所有制，既不同于国家所有制，又不同于私有制。但是当时的设计者把乡镇企业局限在与农业相关的行业。后来发展到这么大，谁也没有想到。发展到这么大是包括企业家、村干部、村民在一起不断磨合，在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下面把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的结果。它有红帽子，比私营企业要安全，同时又市场导向，不像国有企业那样被政府管得那么严。所以这种机制就变成了一个在当时情况下有生命力的机制。经济学家用“机制设计”来描述不同机制在比较中选取最优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一个人来设计。
白重恩：这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人们要记得住历史。如果人们那么容易忘掉以前我们没有成功的事情，这就麻烦了。因为本来是失败了的东西，因为听上去太好了，就有可能又回来了。
王一江：是的，大家对计划经济怎么导致了贫穷、饿死人、人均GDP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又开始忘记了。现在只记得计划经济下的平等、安全感，记住那个时期犯罪率低，忘记了那个时候一举一动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居委会随时都知道你家里来了什么人。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些为富不仁、坑蒙拐骗的现象，这时一些人就开始想念起计划经济平等的、干净的、有序的状态。但计划经济激励是低的、生产力是低的、创造性是没有的。
钱颖一：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就是我们解放思想，不断推出新的机制的结果。关于政府怎么样约束自己的行为，机制设计理论中也有不少常见的机制，比如政府不要搞那么多机构，不要搞那么多人，有意不让政府有那么多手脚、那么多人去做事。
王一江：芝加哥学派的看法就是让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你让政府的钱很少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税收很少就雇不了很多人；雇不了很多人，政府的力量就不够去监督别人。一味强调加强政府的执行力，加强政府的调节能力，很可能都出于好的动机，但是效果也许不如初衷。
李稻葵：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方面有一些基本机制，比如我们会搞买断工龄。为什么要买断？机构改革的时候，每一个人手里都控制着一些信息，如果你让他个人的利益受损的话，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掌握的各种信息来给你说事儿，来说你的改革方案不对、改革方案不可行。改革必须要考虑大部分人的动机。双轨制比较好的一点是激励相容，在这个情况下，让潜在的受害者不要反对改革，利益不会受到伤害，甚至会有微弱的提高。这个思想跟机制设计完全相符。
竞争也是一种机制
经济观察报：刚才王教授谈到了中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种机制。在中国，如何通过引入竞争来建立机制？
钱颖一：大国与小国不同的地方在于，大国有很多不同的地区，地区之间也可以竞争。
管理一个大国，永远会有一个集权和分权之间的权衡。集权的代价是容易扼杀地方的积极性，是信息集中导致的信息扭曲。虽然计算机可以处理很多信息，但这些信息是要人输送进去的，你怎么知道他输送的是正确信息？哈耶克早就看到了集权的成本。但是分权也有它的成本。如果你全都分权的话，一些有外部性的公共品就不能很好的提供。所以从机制设计角度讲，应该是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平衡。这就是经济联邦制、财政联邦制的想法。
这里有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真正牵扯到全国利益的问题，一般的说是像外交、国防、跟环境有关的一些问题，这些就是所谓的外部性非常强的公共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提供。那么一般意义下的地区、本地的公共品提供，应该由地方政府来负责。还有一条就是：产品、资本、劳动力在各地区的流动，必须要有中央来管。跨地区的司法问题，比如跨地区的商业争议，应该是中央来执行。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一个不同，就是地方政府通常有很多个，他们之间有竞争，这个地方不好的话，人和资本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去。在这个意义下，竞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可以互相制约它们的行为。
但是中央政府没有这个机制制约它。中央政府是惟一的，除非是它要和其他国家竞争。所以开放要比不开放要好，因为开放之后中央政府要考虑国家之间的竞争。引进外资为什么好呢？外资可以自由地流动，不高兴就可以走了，这种情况下就和不开放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现在的改革和在历史上的改革有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历史上通常是在封闭中搞改革，而现在是在开放中搞改革。你只要一开放，所有的背景就不一样了，所有博弈的过程就全都不一样了。在开放状态下，资本可以走，人可以走。自由的流动产生竞争的压力。开放以后，政府的行为就会受到竞争压力的制约，就会同不开放时的情形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