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PT研究院举办第41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新百年的中国与世界

2021年6月6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举办了主题为“新百年的中国与世界”第41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倪峰、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新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灿、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冯煦明、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研究员袁钢明、清华大学ACCEPT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等专家学者出席此次活动，并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备受关注的人口、减碳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ACCEPT研究院在会议上发布了题为《新百年的中国与世界：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的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研判中国当前经济形势，预计2021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8.2%；并提出了人力资源总量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2050年之前中国的人力资源红利将持续增长。

报告认为，2021年中国经济仍处于疫后恢复期，改革和抗疫政策需持续推进。如主要风险集中爆发，全年实际GDP增速有可能降至7%左右；如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向好，消费恢复平稳，则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突破8.5%。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一枝独秀，表现出较强韧性与活力，是当前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展望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稳定恢复态势，但增长动能可能减弱，政策加力刻不容缓。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8.5%-9.5%。

消费方面，受收入增速拖累，增长动力有待进一步释放。今年三至四季度，我国居民消费有望出现U型反弹。与此同时，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明显推动国内PPI上涨，国内PPI同比增速也呈同步加速上扬趋势。但大宗商品价格将在第二季度末见顶回落，并带动国内PPI同比增速的回调，2021年PPI同比增速据估算为5%左右。预计，2021年下半年CPI同比增幅会有所扩大，但全年同比增速约为1.5%，消费领域并无通胀压力。

李稻葵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但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的重要机制还未得到充分释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是宏观杠杆率上升的最主要部分。究其根源，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收入不足，通过各种渠道积累的债务不同于财政收入，对地方官员是负激励。国家应该花两到三年的时间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务集中清理，大部分转为国债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再发新债要加强管理和披露。

针对目前热议的人口问题，李稻葵认为应首先区别人口总量和人力资源概念。人力资源是考虑到健康和教育因素在内的、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能力的人口的技能水平的综合指标。按不同年龄的人口分布，不同年龄段人均预期的健康寿命时长，乘以人口分布的数量，再乘以劳动力技能或者受教育水平，得到一国人力资源总量。以此计算，中国的人力资源指标在2050年前可保相对平稳，因此无需对现状产生过分焦虑。李稻葵认为，计划生育国策已完成历史使命，国家应善待做出巨大牺牲的50后、60后、70后，对失独家庭给予最高体恤。同时，在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的前提下，充分尊重每个家庭的生育自主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

厉克奥博同时指出，以2000年为基年，由于老龄化冲击，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下降了6%。但考虑健康到预期寿命和教育时间的延长，2019年比2000年人力资源总量增加了14%。他认为，保护和提升人力资源，最重要是推进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升。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首先是要尊重人民的劳动意愿，破除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其次是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推进与人力资源结构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需要打破户籍制度，推行居住证制度，顺应经济地理再布局，推动人力资源在国土空间上的合理配置。若能够在充分尊重人民参与经济活动的意愿、保护其劳动积极性的基础上，灵活调整退休时间并增加延长相应福利，消灭年龄歧视，将大幅提高中国人力资源的利用率，有效对冲劳动力数量和比例下降的不利影响，缓解老龄化问题。

冯煦明认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两方面深刻变化：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二是人口地理分布结构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六零后出生高峰时代的人口将逐步进入退休年龄，人口将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地区集中。人口代际转型和人口地理再布局，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两大基础性动因，相关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需要引起充分重视。

他还指出，内需不足仍是制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矛盾主要方面。导致内需不足的关键原因是人均GDP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大幅落差 - GDP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转化率仅为45%左右。他认为，如果总需求长期得不到有效恢复，可能通过经济循环向下拖拽潜在增长率。为避免这种情况持续，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需求侧管理，供需双向发力提振国内经济大循环，防止需求疲弱持续向下拖拽潜在增长率。

据李新创介绍，去年中国碳排放占全球29%，钢铁生产总量10.65亿吨，占全球57%，钢铁碳排放占全球钢铁碳排放的60%。因此，碳排放的问题不仅关乎环保，更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钢铁行业的碳减排应该注重六个方面：第一，优化布局；第二，通过提高能效来节能；第三，优化用能，如发展新能源；第四，回收利用废钢；第五，用低碳技术，第六，理念改变，强调碳生产效率为核心。在李新创看来，全行业在2050年实现碳达峰不现实，但钢铁行业碳达峰之后的降碳排放时期，可以给其他行业提供缓冲时间。最后，针对铁矿石价格上涨的问题，他给出了三个解决方法：第一，加大对其他国家铁矿的利用，而不仅仅是依赖于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四大巨头；第二，加大国内铁矿开发；第三，加大国内废钢的回收利用。

王灿表示，目前中国的年碳排放量大约是100多亿吨。2060年想要实现碳中和，需要从电力、工业两方面实现减排80亿吨的目标。电力方面，目前的排放量是每年40亿吨，主要来自煤炭、天然气能化石能源燃烧，在未来必须全部用风能、光伏、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替换。配合能源替代，要发展氢能等配套的储能方式和具备智能调控能力的电网，以满足波动的电力需求。工业部分减排40亿吨的挑战更大，但可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提高效率，即通过产业结构、生产工艺和运作管理方面优化，及跨行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减少单位产出需要的能耗，降低排放；二是能源替代，即使用来自可再生能源的清洁电，或是氢、铵等新型燃料能源，替代传统的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为此，电力行业必须比工业提前实现清洁能源替代，到2050年清洁能源发电占比要达到85%，才能实现目标。

陈兴动表示，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看，去年中国对疫情采取了严格管控，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取得了亮眼成绩，国际投资者均用实际行动给予支持和认可。但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显露疲态，即经济季度月度的环比增长速度不达预期：一季度环比增长只有0.6%，低于预期。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隐藏着部分幸存者偏差的现象，很多数据统计的是规模以上企业的情况，而中小企业的问题没有得到体现。以社会零售为例，虽然占总量35%的规模以上企业已基本实现正常增长，但占总量65%的规模以下还远没有恢复。根据今年英国商会的调查，80%的国际投资者明确表示不会撤走在华投资，其中60%表示会适当增加投资，但具体增加规模和时间要进一步观察。

陈兴动认为，中美欧政治角力对经贸关系的影响，是未来中国可能面对的风险性事件。中美欧三方的经贸关系可以用贸易循环、资本循环、技术循环来概括，其中中国最担心的是技术循环。过去40年中，中国获得了大量国际订单，并以此组织国内订单，发展出上下游产业链。去年中国不仅保持了原有的订单规模，还承接了很多越南、印度的外贸订单，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在短期内从11%上升到15%。然而随着未来全球跨国公司布局的改变，从何处获得初始订单，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倪峰指出，百年大变局与世纪大疫情的叠加，给世界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国家间竞争从“拼增量”向“拼存量”转变，二是经济逆全球化全面加剧。世界经济的流动性剧烈下降，国家的边界更为清晰，地缘政治回溯，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而非效率，被前所未有的重视。他认为，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前提下，不太可能实现新一轮全球化。

对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倪峰的基本判断是，与特朗普政府相比连续性大于变化性。拜登政府将中国的定位从“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提升为“最严峻战略竞争对手”，因此不要对中美达成第二阶段贸易协议抱太高期望。同时，其对华政策连续性中也蕴含着一定变化，即对科技领域的关注。拜登政府认识到无法从总量上遏制中国超过美国，因此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维护其科技实力。倪峰认为，中国应把更多精力用来解决国内问题，不必在意识形态领域同美国做过多论战。

潘庆中以实际数据与案例，同与会嘉宾和观众分享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八年来取得的实际成果。他认为，总的来说沿线国家同中国的联系越发密切。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投资和贸易额却显著增加。潘庆中根据自己在非洲和中欧地区的实地考察经历，认为当地建立的工业园区均是各国政府与企业同向发力的代表。他还指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合作前景广阔，要尊重当地风俗，理解当地文化，坚持可持续、绿色、开放、包容的原则，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发展。

袁钢明认为，全球化的长期发展趋势不会被逆转，逆全球化只是特朗普任期内的插曲，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可能延续。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的理念和行动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总的来说更遵循规则。另外，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可能与针对总需求减弱的宏观政策应对力度不够有关。虽然中国面对杠杆率上升的压力，货币政策还是偏紧，对经济发展有不利的影响，如不是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中国会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宏观政策调整中应注意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而不仅仅关注降低杠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