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

　　自从一年半前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成立以来，我们举办了多场重要的活动。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即将升级的时候，我们举办了一场中国与世界思想对话会，请来了美国方面的最具有思想引领性、思想影响力的五位美国思想家以及其他地区的思想家和中国的思想引领者，在这个场地上进行了坦诚公开的对话，效果十分显著。2018年12月9日，在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纪念时间点上，我们举办了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总结会议，请来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样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新中国70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的变化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隆重纪念的前夕，我们举办经济学总结会。70年前，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开幕会上，毛泽东同志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将载入人类历史的史册，占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革命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梦想家、一个预言家，这段话事后看来是百分之百极其准确的一个预言。

　　我们展望一下过去的70年间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在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从公元980年到公元1660年，中国经济占全人类经济活动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最高时期达到了34.6%。从1600年开始逐步下降，到1820年中国经济占比直线下降，降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的4.9%，今天又回到了18%以上。从4.9%到18%，这超过13%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短短40年内是很少见的。比如美国内战后40年间，全球经济比重的上升不到十个百分点。英国工业革命后上升的比重不到三个百分点。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发展上升只有0.3%。德国统一后，从1871年到1911年，德国上升的变化仅有2%。

　　过去我们所经历的70年，尤其是40年的变化，是历史性的。在中国与巴西、印度、日本的比较中，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是8.4%，巴西是5.8%，印度5.0%，日本4.9%。但是前30年和后40年，几乎是相反的。前30年间中国增长速度只有6.7%，巴西是7.2%，明显高过中国。日本是8.3%，只有印度和中国相对而言较低。但后40年，中国是9.8%，巴西是4.6%，印度是6.1%，日本是2.3%。所以从各种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过去70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的变化，70年前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夜所预言的那些话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必须要认真总结过去70年发展的经历。在学理上进行总结，只有在学理上进行总结，才能够让中国经济继续前进，才能保证过去犯过的错误不再重复，才能保证过去取得的宝贵经验能够延续。同时，当今世界很多的国家正在积极的研究借鉴中国的经验，所以也有必要在国际范围内客观、系统的讲清中国在过去70年做对了哪些，哪些地方做得不足。这样才能在国际上讲好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理论，增加理解，化解误解。

这就是新中国70年经济总结的意义，这也是学术界和经济学术义不容辞完成的任务。我们认真梳理了过去70年中国的发展，既有一脉相承之处——过程是来连续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达到国强民富的目标。但是过去70年间，前30年和后40年的发展逻辑和业绩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有必要分成两个部分来加以总结。

　　前30年，我们觉得应该分成六个发展阶段，第一部分是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时期。第二部分是1953到1957年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时期，但这不是一个计划经济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央计划体系在中国并没有完全实行，但我们前30年实行的确实是一个指令性经济、行政性经济。第三部分是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完全冲破了当时的五年计划。第四部分是1961-1965年的八字方针的经济调整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变化，包括与前苏联理论的论战、与前苏联关系的破裂。第五部分是1966到1976年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一个动乱的时期。最后就是1978年的经济恢复时期。这六个发展阶段是一个基本的发展历程。

　　一是长期经济发展离不开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公共卫生方面，从1949年伊始，中国政府花了巨大的精力来改善公共卫生。其基本原则是以预防为主。怎么预防？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府就开始免费提供疫苗，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现在才开始做这个事情。再比如说为了提高老百姓的卫生意识，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把讲卫生和爱国联系起来。爱国卫生运动极大的提升了百姓公共卫生意识。再比如说合作医疗体制，中国政府将农民组织起来提供保险服务，同时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但当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生不一定是读过四年本科的医学院毕业生，有些可能只是经过简单培训后的医生，我们称之为赤脚医生。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35岁上升到了1982年的68岁，将近增长了一倍。背后经济学意义就是使能够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或者参与劳动人口的数量大幅度上升了。这不仅提高了活动质量，也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参与度。再比如说婴儿死亡率，在1949年高达20%，到了1978年降到了5%，这些都是明显的进步。

　　在基础教育方面，1949年伊始，中国共产党政府推行扫盲运动，大规模的去帮助不识字的成年人识字，文盲率从80%降到了82年的22%。一个人是不是文盲，这个标准国际上是不统一的。但是在中国，识别一个人是不是文盲的标准是非常高的。由于汉字跟语言不相通，识汉字在全球范围内可能是最难的。如果按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我们的文盲率是更加下降的。从80%降到了20%，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这件事对于后续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是文盲率的下降、认字率的提高。在基础教育中的小学教育阶段，中国就开始强调男女平等，1976年每100个小学男生对应82个女生，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较为杰出的成绩。我客观的讲，印度现在还不到这个水平。世界银行20年前才意识到强调基础教育阶段的男女平等的重要性。世界银行发现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取决于妇女教育，只有妇女的教育提高才能够阻断贫困的传递。

　　在基础设施方面，1949年之后的中央政府主要抓两件事情，一个是交通，二是水利建设，尤其是跟农业相关的水利建设。中央政府修了大量的小水库，它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

　　二是自主创新完全可行，关键在于开放学习、引进和利用人才

　　中国在前30年里有一系列非常成功的自主创新项目，比如说在军事方面有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在医疗方面有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在经济领域有人工橡胶、人造橡胶、在海南进行的橡胶种植。

　　这些自主创新的成功都有一个共同点——必须要用好人才，1949年到1957年前后有3千位从西方国家读书的留学生，被吸引回到了新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团队带头人都在国外读过书。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各种科技专家的帮助，这一点是必须要承认。比如说来自于前苏联大约1.8万人来中国帮助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来自于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6500人，包括捷克、波兰等。所以虚心学习、认真学习、用好国际人才是一个基本的重点。

　　同时，除了引进人才之外，还必须要开放引进科技资料。周恩来总理反复强调一定要让科学家能够得到必要的档案资料和科技资料。即便是在中国经济最最困难、外汇极其短缺的时期，外文科技期刊的进口也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文革动乱时期，外文科技期刊也在坚持引进。

　　总而言之，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必须要开放对外学习，人类的知识是共同的。

　　这三个教训是我们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也是我们自己要牢记的。

　　一是市场机制被政府力量全面替代，经济发展效率极其低下

　　政府全面替代市场机制的后果是经济发展效率异常低下。政府的全面替代使得企业丧失了动力，行政命令取代企业经济的指标，所以当年中国政府花了很多精力抓两件事情，一个是主要工业产品，包括钢、水泥，还有一个是粮食，毛泽东老讲经济建设要抓两个将军，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用打仗的逻辑来保经济建设。1958年前后，粮食产量跟钢的产量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再比如说1958年左右花了很多的精力积累投资，但每一百元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效果却是每况愈下。因为市场机制被行政命令所代替，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决定项目投资方向。当时国家机关的工作强度是非常高的，国家计委天天操心中国的交通、中国的煤、中国的电、中国的钢铁、中国的粮食，但是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

　　二是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地方政府官员恰当的行为激励

　　改革开放前30年，当时政府领导的晋级提拔是按什么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政治站位要正确，路线要正确，第二个标准是资历，最后一个才是能力。而且在前30年的后十几年，政治正确、路线正确的权重越来越高。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地方政府和经济工作部门的激励不是把本地经济工作搞好，而是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保持政治正确。当时有很多著名的案例，在温州和浙江等地方，凡是抓经济地方的官员，在政治上都受到了冲击，最后没有很好的政治生涯的发展，这是一个惨重的教训。

　　三是决策权和决策过程的过度集中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

　　这里面包括50年代末6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失误。1956年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主观上是希望能够在经济工作上、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放权，但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政治决策权高度集中。因此，最高层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来贯彻它的政治意图，各级官员是层层加码，最典型的是大跃进时期。指标价码往往放大了高层的错误，并且不允许下层对高层的政策置疑，一旦置疑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的不忠诚。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讲的一段话是对这个教训最好的总结。他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全国政协70年纪念会以及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用好协商民主制度的意义也在于此，就是要对权力的运行进行制度上的监督。

　　一是经济增长需要创立和发展新企业，需激励地方政府营造好的营商环境

　　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快速进入，企业必须要兴起，必须要创立，这一条在俄罗斯改革过程中可以深有体会。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对新企业的进入有极大的动力，浙江开发新区是新的企业，按照新的标准来投资和建设的。经济开发区是领导独立的，有独立的经济核算，税收是归经济开发区的，这样就形成了强动力去搞好本地的经济、招商引资。企业开办手续一天内完成就是地方政府对新企业创立的热情所在的表现。

　　地方政府为什么有积极性？原因是提拔，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地方政府提拔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本地经济建设，地方经济发展越快，官员被提拔的可能性越高。同时，本地经济发展的迅速，财政税收也会相应的增加，其在法律的约束范围内可以留以自用。

　　二是快速的土地转换是增长关键，需激励地方政府将农地转换为工业或商服用地

　　中国迅速把大量的土地从农地或闲置的土地转变成工业用地或是房地产用地，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面是强调的，亚当斯密他们是强调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但是很可惜，在目前经济学中强调力度不够。美国历史上是强调的，但今天大家讨论不够，美国现在为什么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慢，跟这一条也有关系。这个问题也有中国的一个痛点，痛点是地方政府过分的关注本地经济发展，从而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一线城市，不愿意把土地拿来用于住宅，更愿意把土地拿来搞经济建设。因为科技园区、办公楼能产生税收，而住宅建设是一次性的，收入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激励是扭曲的。

　　三是金融长期保持稳定，使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

第三个重要经验就是一定要通过金融深化，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什么叫金融深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发生过国际上公认的标准的金融危机，一个秘密就是长期保持金融的总体稳定，从而让我们的企业和百姓愿意长期持有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高达400%，2012年才300%不到。所以金融资产比例的上升对应的是储蓄被大量配置于实体经济。金融深化一方面就是炒股，股票市场从90年创立，期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中央政府很快成立了证监会处理相关的问题，股票市场虽然发展得不好，但是客观上来讲拉动了较多储蓄。

　　四是开放的最根本作用是学习，而非简单发挥比较优势或利用国外资金、技术

对外开放非常重要，但是对外开放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学习，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习。1978年负责中国国家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在欧洲访问后，给政治局的各位领导汇报国外经验。再比如说,1992年开始，中国政府派了大量的政府官员去国外学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先后培训了大量的中国政府官员，现任以及退休三位副国级的领导都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过英语教学培训。

　　开放的本质是学习，这一条同样适用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虽然没有开放，但是偷偷向英国学习，英国一位纺织业技工把英国纺织机械的图纸复制到了美国，他设计的纺织机械至今还在美国博物馆里，他被认为美国工业之父。自由贸易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学习，这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1984年极其贫穷的时候，中国经济就开始汽车研发。这虽然严重违背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但朱熔基总理认为，我们必须搞合资，通过合资向其他国家学习。当时大众汽车的主席（卡尔）回顾这一段历史，认为中国确实学习了如何生产配套的零部件，今天的上海和江苏这一带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汽车配套企业。当时不惜违背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来通过发展一些行业，强迫领导、官员、企业家和工人学习，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在当今中美经济摩擦下，美国越贸易保护，中国越需要虚心学习。

　　五是谨慎的宏观调控有利于对抗微观主体非理性行为带来的经济波动

　　第五个经验是审慎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发现宏观经济波动较大，一定要进行宏观调控。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的经济波动率是很低的，几乎在全世界各国中是最低的，通货膨胀也几乎是最低的，仅仅高于美国。这是不断宏观调控的结果。为什么要搞宏观调控？因为我们发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单个企业是理性的，而企业与企业之间博弈是非理性的。经济上升时期各个企业都要争先抢占时机；经济过冷时，各个企业都力图熬过经济衰退期。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调高利率和限制贷款，也包括一些行政手段，比如说强迫企业退出，强迫企业停止生产。还包括一些改革措施，启动房地产市场，启动高校的扩招，通过行政、市场、改革三种方式来进行了宏观调控。

　　中国政府强行关闭一些水泥厂和钢铁厂，这有点类似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论里所讲的市场经济自发的非理性扩张。这必须需要外部力量强迫企业推出市场，中国政府在这种事情上是非常突破的，尤其是朱镕基掌管经济时期。

　　一是我们保守估计，在2049年，中国经济有望达到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中位水平，相当于当时日本法国的水平，可能赶不上比利时、美国和德国。为什么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只要在到2025年的六年保持5.5%的增长速度，在接下来的2026年到2035年间保持4%，2036年到2050年间保持3%，中国经济应该就能够赶上日本和法国，当然我们对日本和法国的增长存在一些假设。

　　第二个展望，到2049年中国特色现代化经济体制将会逐步成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讲，中国特色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和今天的美国、英国、欧洲等国家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人讲“和而不同，两全其美”，不同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创造一个新的样板，提供学习和借鉴。

　　第一个挑战必须要实现从快速增长到高速增长的转型，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关键是在于科技创新和扩大内需。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全国第一，中国科技论文的发表量全球第一，中国科技论文引用量全球第二，中国每年大学生的理工科人数360万是日本、美国和韩国加起来之和，这些都是科技创新，应该努力转变为经济创新。现今中国政府统计已经有4亿人口进入到中等收入人群，我们估计再过15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有望从4亿发展到8亿，这不仅能使中国百姓过上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多贡献。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增强是从高速到高质量的转型的关键之一。

　　第二个挑战是通过持续改革逐步完善和改进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最关键的是要进一步探索国家如何更好的介入经济发展。国有经济如何实现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实现形式还可以像新加坡淡马锡那样通过持股的方式来介入一些经济活动，这一方面世界各地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不仅有新加坡，还有持有很多制造业企业股份的德国。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提升自身的能力来更多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当前出现了很多的世界乱象，美国总统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和各种活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能够发挥务实的、符合自己能力和身份的领导力，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探索的。所以要务实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提高治理能力，尤其是在座年轻人的国际运作能力和国际视野，这一条是摆在年轻人面前的一个重任。

　　第一，新中国70年的经济学的根本总结是什么？就是通过调整好政府自身的激励和行为，来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是一个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在经济学里我们呼吁建立和完善一个新的分支，去专门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我们在经济学方面的探索太少，所以我们在伦敦注册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究会，在这一方面中国有很多的心得愿意与经济学同行和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分享。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一方面，中国最有心得，也有惨重的教训。

　　第二，未来30年中，2025年应该能进入到世界银行定义的发达国家行列。2049年应该达到发达国家的中位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基本定型。

　　第三，第一个挑战要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第二个是持续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应对国际形势，提升自身能力，务实发挥应有的领导力。

　　总的来讲，我们的报告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让全世界各国同行和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共同探索中国发展经验和教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