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寻找和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和范式

2020-08-23

 ● 寻找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

  中华民族在崛起过程中,一直在寻找中国的话语体系。在经济学领域里面,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40年代,当时王亚南提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到50年代,我们以苏联为师,在出现一定挫折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我们要修正、修改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到目前,我们企图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这相当于第三波浪潮。在这个浪潮里,我们会看到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学术界,都表示强有力的赞同——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年代。同时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里面,最能贡献具有中国特色思想、理论、框架、范式的社会科学存在于经济学领域,因为中国奇迹最核心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在这样一个认识里,大多数人都知道任何一次赶超,任何一次大国崛起,都会有一种思想的进步,都会产生一个经济学流派。因此我们相信中国也会构建一个中国经济学流派、中国经济学范式。在这些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最近十年来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第一个就是国际顶尖期刊开始全面关注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一些超出于经典理论、经典规律以及它的一些典型事实,并开始企图用新古典的一些框架来分析中国的问题。

  同时我们将会看到,在未来若干年间,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后必定会成为学术的中心,这也是大量的学者相信会实现的结果。英国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后的30年左右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美国在GDP成为世界第一之后的30年到50年间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学的中心。因此很多人估计,2050年世界经济学的中心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所以我们这一次给00后一个美好的呼吁,到2035年和2050年,他们正是创新的最佳年华,他们将会是承担中国经济学范式和理论体系的主力军。

  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先行者,比如说林毅夫老师、李稻葵老师。最近人民大学也在构建团队、构建一个很大的项目,我们希望从典型事实、基本规律、理论框架这些方面来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理论。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天然形成一种范式、一种理论来框定中国的现实,或者企图用中国的现实简单去修正某一个理论。我们希望首先把典型事实弄清楚,然后在典型事实中间总结出基本规律,然后将这些规律用于验证其他的理论,然后再观察各种理论的成功和失败之处,最后才会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框架、新的范式,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我记得上一次讨论会的时候,林毅夫老师刚发完言,然后我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还再延续,我们简单要想在大象的全貌没有展现的时候就想把大象画出来,可能有点问题,并且画出来也许有可能不利于我们未来实践创新。因为理论过早的成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行动的约束,所以我不赞成我们太着急。至少我觉得李老师和林老师这一辈子先做铺垫,再到00后这一批人开花结果,可能会更美好。

 ●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具有速度快、波动低的特点

  我们团队现在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总结典型事实、特征事实,并从特征事实中看到与我们现在一些经典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发现:中国增长奇迹是高速增长的奇迹,但在增长奇迹里存在另一个奇迹——低波动。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在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后,中国与世界各个板块GDP的增速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增速的波动是全世界最低的。那么背后因素是什么?我们进行分段分析就会发现:

  不断市场化是经济波动稳定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1978-1992年间,各类宏观参数的波动率比1992-2018年要高,这说明市场化对于经济的稳定、市场制度的完善是有帮助的。

  逆周期是稳定宏观、抹平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发现在各种参数中,投资稳定是宏观稳定的一个关键。投资稳定并不是简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参数的稳定,而是我们在各种特征事实描述时,与金砖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进行比较后发现的资本形成的方差低。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会发现中国投资稳定的机制,不在于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在于中国特殊的所有制、发展规划和投资融资体制的调整。观察几张图形,我们会发现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负债行为和行为模式都具有强烈的逆周期特色。而这个逆周期是稳定宏观、抹平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我们研究各种参数里面发现最为明显的因素。其他国家的投资稳定性较差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企业行为基本上是一种顺周期的模式。

  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行为在很多参数上都是逆周期的,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抵押补充贷款余额。我们在研究开发型金融对宏观稳定的作用时发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融资方式和一些规划、发展,特别是中长期的规划,对于经济周期的平移,逆周期的作用非常凸显,这是我们用其他理论很难解释的一些现象。同时我们再把相关的经济变量的波动,领先制度下的与当期GDP进行相关的分析发现了重要的一点:我们所有制、一些战略规划,特别是一些战略性投资、产业政策,以及我们的政策性银行和相应的一些融资方式,都具有很强的一种滞后逆周期效应。

 ●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具有多目标、多元化、多工具的特点。

  中国宏观稳定不是简单的用财政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控,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不用简单的财政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控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财政和货币往往要依存于市场的完善。当市场失灵普遍存在的时候,我们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整的效果就会很差。这时中国模式可能就要借助于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中长期计划、所有制基础、以及行政管理上的力量来进行相应的补充、替代、完善和疏通。

  这个效应的发现对经济的整体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弄懂中国的宏观体系特点到底是什么?标准教科书里面讲宏观调控就是逆周期需求管理,一般用于短期,并以财政货币作为它的主体。但是中国所定义的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是什么?它是运用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各类政策道德和行政等手段来进行调整的。

  我们能发现它有很多的特征。在历次政府决议中,在不同阶段的改革里,对于宏观调控的任务都很明确,一是总量的基本平稳,二是结构的优化。这是我们在94年奠定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文件,我们的宏观调控是要建立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所以计划在宏观调控里面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我们的宏观经济目标是发改委制定的,这是中国特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策框架体系跟很多的标准宏观调控体系不一样。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周期波动、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健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委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个表述告诉我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最重要的两种工具,但是我们忘记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宪法规定目前的主要框架体系是我们的基本制度,同时这个基本制度根源于它的政治制度基础和经济制度基础。政治基础就是共产党的领导,经济基础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相并行的市场经济体系。我们会发现这种制度基础决定了宏观调控的决策模式、传递机制、目标函数以及工具和理论基础存在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一个一元的调控主体。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要维护中央的政治权威。中国最重要的决策主体是中共中央、中央财经委员会。总书记在第一次财经委员会中强调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政治经济色彩,这也是破解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多目标特点

  国务院的功能和发改委的功能规定很明确,然后才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多元化的调控目标是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一个特色之一,现在已经是六大目标: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惠民生、促改革、保稳定。中国宏观调控的多目标恰是中国宏观稳定的一个关键。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原来盯住单一通货膨胀目标已经基本开始崩溃,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你盯住通胀之后,由于市场失灵的普遍存在,使得对于其他参数的传递性较差。在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扭曲全面存在,各种市场失灵普遍存在的前提下,多目标恰恰是解决各种领域相互不搭界、相互隔绝、碎片化的关键所在。所以很多西方学者一来到中国就说要有匹配原则、政策目标、数量的匹配法则,但是这些毕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多元化特点

  我们不仅有多目标,还有多元化的手段和多元化的手段体系,同时还有多部门来促进实施,各个板块都能发挥它的能动性。从这些历史过程、典型事实中,进行理论思考,我们会发现:

  第一,将宏观经济政策与供给传递、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有机的结合,也就是政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经济制度和政策制度之上的。政府很重要,一个有效的政府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寻找政治和经济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如果这个路径寻找不到,那么单纯强调强政府,单纯强调市场改革和市场布局都是空话。中国在宏观调控寻找到一条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一是政治稳定,二是社会稳定,三是经济稳定,这时政府调控能力论就非常重要。

  第二,超越传统教条,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经济改革目标来制定和实施短期宏观调控,以保证短期宏观调控保持战略定力、服务于中国大改革、大转型的背景。我们会发现中国宏观调控的几大定位,第一,快速资源配置,这是一个动态生产力的发展问题。第二,体系化的赶超。第三,竞争性战略的实施。第四,防止社会再生产的失衡和信任的危机。第五,逆周期调控。因此标准教科书经常会告诉我们,增长和波动一定是二元的,短期宏观调控仅关注于波动,增长问题就自然沿着潜在产出水平来进行。这几年这个概念基本上开始崩塌,也就是说短期没有很好的布局,中长期的潜在增长和自然通胀率等都会出现变异,你必须抓住短期。中国的宏观调控重点就是增长和波动是统一的,增长政策和波动政策是统一的。所以我们从理论上要重新架构,这个是目标架构。

  第三,我们发现一系列的多目标、多工具来进行克服外围经济、赶超经济的各类市场失灵。我们又会发现我们在很多理论上又与他们不太一样,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典型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宏观调控很成功,历史过程又告诉我们,我们的框架和调控的模式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因此理论的反思就会发现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克服目前很多理论的简单化,甚至目前很多理论的思路。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和下一辈人要在这样一个典型事实和典型规律、理论框架和理论范式这样一个进程中不断工作的一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