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新中国70年经济建设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来源于实践

● 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理论植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以大纵深的历史视野，对新中国70年的经济建设在经济学上做出理论改革，我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常识告诉我们，经济理论和实践是一种相互交织、相互依托的一种运行探索，任何一个国家办任何一个事情，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它一定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苏布拉曼尼安·斯瓦米给中国70年的经济建设打了A+，但是我们理论层面是不是也能做到A+呢？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理论建设相对不够成熟，我们还处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也传不开的这样一种境地。”

　　现如今的问题是当我们的经济实践是成功的时候，支撑中国70年经济发展理论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在过去这70年当中，我们确实有过30年计划经济的实践，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根据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论述而展开的经济实践，后40年显然是循着不同实践的道路来展开的。由此看来，只能有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的经济理论或者支撑中国经济70年发展的理论，一定是有一系列只能植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才能生出的特殊因素所推动的理论。这可能是我们在总结建国70年经济学时要注意到一个更深层、更基本、更持久的因素。

　● 用实践的标尺看待、梳理和总结经济学

　　当我们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学或者中国的经济理论是循着与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一样的范式而形成的，我们就得用不一样的标尺来看待、梳理和总结经济学。

　　回顾中国这70年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在经济理论上所走出的道路是由实践来牵引的，或者可以说实践性是中国经济理论的一个突出特征。我们的经济学的研究，从整体上来讲，一直是奔着解决问题而去的。我们一直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实践性可能是中国经济学最突出的特色。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地让中国摆脱一穷二白的状态，这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等待经济理论研究达到相当成熟地步，甚至形成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经济学体系，来支撑我们的发展，我们只能是边干边探索、边干边总结提炼。

　　● 中国财政理论三个阶段均来自于实践

　　如果说实践性这样一个特点，是大家相对认可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过去7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成三段式，这三段式是对应“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这三个时期而展开的。而这三个时期放在经济建设的线索上，恰恰是计划经济时期、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对照这三个不同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时期都有中国所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从而牵引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带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现。我将以中国财政理论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例，进行简单的描述。

　　财政的非税制阶段

　　新中国的财政理论的起点是从非税论开始的。非税论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不存在税收，可以不使用税收的一种形式。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税的基础上来建构中国的财政理论。在建国初期，我们需要尽快使中华民族在经济上站起来，当时只能选择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举国体制由此形成。为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或者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当时采取的办法，一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有助于调动全国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相对强大的一种经济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观察到：当时的经济体制几乎完全是国有制经济成分，或者再加上集体经济成分，换而言之是完全的工业制的经济成分。当一个国家经济所有制性质是完全的国有制或公有制，那么财政收入从何处而来？只能是从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而来。那么财政支出将向何处去？只能用之于国有经济单位的发展。我们将这高度概括为“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因此我们称当时的财政为国有制的财政，甚至还可以衍生为城市财政，而农村地带基本上不在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内。

　　当这一体制运营起来，对于财政本身而言，国有体制的钱和财政的钱，如同左口袋和右口袋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有效的调动。同时，这背后存在一系列的经济制度为支撑，比如说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在当时的那种体制下，服务于尽快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的目标的财政理论就具有非税的性质。那个年代下，税收和利润是混淆的，国有制经济的收入和财政收入是混同的。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当时的财政职能也被高度概括为筹集资金，分配资金，财政监督这些职能。

　　财政的公共化目标阶段

　　第二个时期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年代，我们服务的目标是富起来，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放开搞活，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改革被我们高度概括为经济市场化的改革，经济市场化在财政上带来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当GDP所有制构成趋向于多元化，其中不仅有来自国有制经济，还有来自集体经济、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等一系列经济成分，财政收入来源必然也呈现一种多元化的态势。

　　在这种背景下，财政的公共化目标应运而生。随着公共化目标的提出，财政来源的多元化就带来了财政支出投向的多样化。如何让财政走上公共化道路而不再是非税的道路，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财政理论提出了公共财政论，英文翻译本身找不到其中的差异。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批判非税论的基础上，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财政新格局，那么我们对公共财政会得出不一样的判断：财政要走向公共化的财政制度，是服务于富起来的经济发展目标的。

　　现代财政理论阶段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整个国家的改革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的层次一旦提高到国家治理层面，就意味着它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共同实现改革联动。如果国家治理层面要朝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那么财政的理论层面也要如此发展。因此，又形成了一种现代财政理论，对于现代财政理论我们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说在公共性的基础加上基础性作用和支撑性作用等。

　　总而言之，我重点想要表达的是，要对新中国70年的经济建设做出理论概括和经济总结，一个最佳的或者有效的路径，就是循着它的实践脉络而进行理论观点、理论判断、理论见解的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改革，最终来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体系。

　　这样的目标距离我们已经不会太远了。随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国家将重点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之内，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理论体系，都将在其中找到适当的位置，从而会把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任务放到我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