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思想对话会

2018-04-28

2018年4月28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以及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承办的“中国与世界思想对话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隆重举行。论坛的主旨是向世界积极、正面地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进行研讨。

参加此次对话会的外国嘉宾有:美国CNN评论员卡尔·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任院长、新加坡驻联合国前任大使纪梭·马布巴尼 (Kishore Mahbubani),以及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出席对话会的中国嘉宾有: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前局长叶小文、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国防大学国务防务学院原院长朱成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以及北极光风险投资基金创始人邓锋。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代表,清华大学科研院院长周羽、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经管学院党委书记高建、苏世民书院副院长潘庆中,以及清华大学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本次对话会由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CCWE主任李稻葵教授主持。

 

首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隆重介绍了“2018年中国与世界思想对话会”对话会举行的背景和出席本次论坛的中外各位嘉宾,并欢迎清华大学邱勇校长致辞。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对各位嘉宾参加今天的对话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对成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表示祝贺。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介绍,始终保持思想的交流与对话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使命就是对中国特色经济问题进行系统性、长期性研究,总结经验、升华思想,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理论支撑。

随后,李稻葵教授主持了对话会并介绍了对话会和研究院的基本情况。李稻葵教授表示,思想对话会是清华大学刚刚决定要成立的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共同举办的活动,也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第一次活动,承办单位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接着,进入这次对话的核心环节。在深入了解了中方嘉宾的情况后,李稻葵教授有引导性地向中方嘉宾提出其熟悉领域的问题,并让其多尽量多做回答和阐释,从而让外方嘉宾更多地获得平时在西方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正确信息。因此,在对话中,我们有意地让中方嘉宾多回答,而外方嘉宾则多理解和传播。

 

杨伟民认为,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表述中,把“和”改成一个逗号是告诉大家政府和市场两个资源都很重要,但是作用和内涵不一样。市场主要配置资源,政府主要做好宏观调控,做好市场监管,做好公共服务,做好环境保护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经济增长要看长期,中国对外依赖程度减小,贸易战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衡量改革是否成功应该多看效率指标,而不是仅参考GDP指标。

 

方星海认为,中国金融开放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会大幅度开放,而且已经在开放了。金融对外开放当然会有一定的风险。金融对外开放会引入更多的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通过适当的监管来减少这些风险。所以总体来看,对外开放不会因此而增加风险,我们可以把这些风险管理好。中国券商能面对外来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竞争,有能力防范和管控金融风险,中国改革开放不设定特定的时间节点。

 

叶小文认为,宗教的中国化就是符合民族复兴的目标。中国是唯一四大文明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宗教冲突,这个民族能够延续五千年,理念就是和为贵。虽然共产党不信教的,是唯物主义者,但两亿人信教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是真诚地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为了团结人而不是喜欢不喜欢宗教的问题。

 

宁高宁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和做的方法不是企业可以决定的,是政府来驱动的。从现在来看,政府对国有企业有什么样的定位,最终希望国有企业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政治定位,经济定位,产业定位都还在不断地深化和优化过程之中。目前国企改革的重点主要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管理下的国有企业有一个党的领导的特点,国有企业本身有很多有企业的属性,有国有企业的属性,也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属性。国有企业容易借贷是因为信用好,并不是政府的扶持。

 

傅育宁认为,如果说我们说今天有政治定位的话,我是希望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的。企业今天做的事,比如说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一样的,通过企业的转型、业务的转型更适合中国经济今天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很多新的科技成果需要跟我们的产业嫁接,带来更多的投入产出。

 

 

我们必须要反思一下经济全球化在过去30年里的走向,特别是在华盛顿共识之后我们金融政策的一些后果。

 

李君如认为,中国文件的产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流程把包括先选题然后在党内征求意见,接着调查研究写出研究报告再归纳,再成立文件起草组进行调研形成初稿以后再反复征求意见。习近平总书记从各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核心问题、关键问题,但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人任期是两回事。中国现在没有回到终身制也没有取消退休制,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名字不能改。

 

朱成虎认为,习主席建设军队的思想聚焦于提高我们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到建国百年庆祝的时候把中国的武装力量、解放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我们必须要发展自己的军队到这样一个高度,才能够去跻身一流的武装力量的行列,特别是能够去对标美国军队。中国目前做军事演习是新常态,之前可能过多是在陆军这一块,没有太多的财力在南海或者陆地做一些演戏,或者在对空做一些演习。现在三军可以真正可以在海上、空中做更多的演习。中国军队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外交,但是影响力很有限。

 

杨光斌认为,中国共产党可称为建国党,从1921年到1949年这28年它在做的事情是重新把国家组织起来。因此共产党革命前世就是重新组织国家的过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政党有根本性的不同。在西方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和苏共都是列宁主义政党,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看它的不同之处。中国共产党为全人类而没有自我利益。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就是坚持人民的主体性,或者以人民为中心,当然这是共产党宣言当中当时提出来的。

 

阮宗泽认为,中国的外交需要让外国人理解中国的意图,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中国的意图和中国的政策是需要有透明度的,让外界了解中国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想要干什么。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地位,美国也不能打压抑制中国。我们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改革改变了自己影响了世界,所以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但是如果把美国政策定位为一定要改变中国肯定是失败的。

 

朱锋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其实有所调整。我们强调睦邻友好这样一个原则实际上给带来了几个新的关键词。比如说“亲民惠邻”,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非常重要,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优先领域。我们试图用非常务实的方式来发展和我们的邻国之间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用中国发展惠及周边邻国这是非常中国特色的。习近平欢迎我们的邻国来利用中国经济腾飞的机遇,但这样一种高姿态可能又会引发像美国、西方社会的一些战略上的怀疑。

 

 

邓锋认为,风险投资不关注大的国企而只关注小微企业,而全是民营的。风险投资只关注高成长创新企业。中国风险投资在过去的十几年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有超过两万家的风险投资的基金。同时投资量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超过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做风投主要关注两点,第一个有没有市场,而中国市场潜力很大;第二个是否都是创新性的人,能不能做出世界上最好、最新的产品技术,这个是中国今天做风险投资看重的一点。中美间的投资限制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是属于系统问题。

 

Carl Bernstein认为,对话的目的是在双方之间不同的想法间找到共同的话语。在目前的时间点上贸易战岌岌可危,我们可能需要两个国家、两个文化去找到一种方法去来化解这样一种压力。当然,不一定会把这个筹码放在我们的一个人总统身上,总会有一个人能够引导双方采取一些化解威力的步骤。中国的体制、政党、企业界面临着可能会出现的贸易战,需要采取步骤、做出姿态来表示要化解这样一个压力。

 

Thomas Friedman认为,中国充满了能量、勤奋,整个氛围特别好,也确实带来了很多创新。但是,在美国也是有很多能量、很多创新能力、有很多热情。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机是中国在推进2025,中国的发展在高科技的一些产品会让美国觉得自己的经济受到威胁,这才是我们讨论有问题的一个点。中美之间价值观是会相互影响的,中美需要合作让世界平衡。

 

Niall Ferguson认为,美国其实并不是很关心或者担心中国的政治体制,这已经不是冷战的时代了,也不会再有冷战了。美国也不会因为中国党派的名字或者宗教政策而感到危险。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一套关系,当然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不一定能够去避免,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在改变。美国一定会有意或自发地来扰乱追赶者,在抑制中国跻身于一流国家会有一定的效果。中美关系不能只是单纯做双边去考量,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两个成员,我们能不能在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上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Kishore Mahbubani认为,需要多维度解读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是看技术上看谁的观点在技术上更加正确。另外就是一种观念和解读的角度,当然不能够忘记我们的角度。特朗普在学术界、知识界非常不受待见。但是非常有趣的,当他宣布针对中国这些贸易举措的时候,我很吃惊地看到底下的这些人是支持他的。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要处理人们观念上的问题,光靠技术分析没有用,要了解表面之下的政治暗流涌动。

 

Martin Wolf认为,中国的制度体制和美国的不一样,但运行起来效果比美国的制度更好这一点很关键。中国制度比美国表现的好是因为它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改正它,至少有人这么觉得的。中国需要大量的工作介绍将其制度去神秘化,目前这方面做得不好。所以会听到在现实当中有这么多的

一轮一轮的质疑和怀疑的声音。如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中国对于现在已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有某种承诺,将会得到更有份量的同盟。中国在世界包括对欧盟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要让人们真心地认为中国是现有制度的支持者。

 

最后,李稻葵教授对见天的对话会进行了总结,感谢大家对思想对话会的积极地参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这种交流方式,并宣告本次对话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