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马斯金: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市场需要干预 政府是最好人选

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第二届SAGE年会。我今天讲的话题恰逢其时，和疫情有关，也契合本次“政府与经济”的会议主题。报告的标题是“疫情下的机制设计”。

大家对通常情况下竞争性市场如何运作都很清楚。假设某个商品有许多消费者和生产者。如果每个消费者i购买数量xi的商品获得收益bi （xi），每个生产者生产数量yj的商品的成本是cj （yj），那么该商品的净社会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为了使经济结果达到社会最优，净收益需要最大化，即总收益减去总成本最大化，但还需要考虑可行性约束。可行性意味着总消费需要等于总供给。实现最大化需要一系列因素正常运行。总生产要正常，还要确保每个生产者j的生产正常。还需要每个消费者i的消费正常。这似乎听起来很复杂，但竞争性市场通过简单的工具—价格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假设p是该商品的价格。每个消费者希望将其消费xi的收益减去价格最大化。这意味着其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该价格等于边际收益。同样，每个生产者希望净利润最大化，净利润是卖掉一定数量yj的收入减去生产yj的成本，其一阶条件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最终市场呈现的是受约束的最大化，这实现了净收益最大化，即在考虑可行性的情况下总收益减去总成本的最大化。

这个结论虽然简单却很有力，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仅靠市场就可以实现资源配置。但假设我们遇到了大流行病，出现了没有市场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之前还不存在。譬如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一年前还没有新冠病毒呢。因此疫情出现时，试剂盒还没有市场。此外，流行病中最重要的部分商品是公共商品，是为造福社会而创造的，而不仅仅是为个人消费者创造的。因此，如果让消费者在普通市场上购买试剂盒，他们的购买量可能会不足，因为他们不会考虑到自己检测的同时，也在给社会其他人带来好处。显然，试剂盒市场需要干预，而政府是最好的干预人选。

政府首先需要刺激生产，确保试剂盒生产数量合适，然后需要让消费者能用到这些试剂盒。那么政府应该如何保证生产呢？方法一是政府可以直接命令公司生产一定数量的试剂盒。 但问题在于政府不知道公司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如果提出一个任意数字，比如10万个试剂盒，政府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有意义，可能还有其他公司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这些试剂盒。另一种方法是政府可以直接确定购买试剂盒的价格，让公司决定生产数量。但是同样地，如果政府不了解公司的成本函数，也就不知道该如何定价、公司会生产多少。可能定价太高或太低。所以政府面对的是严重的信息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智地运用机制设计来解决这一难题。我要提出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机制的变体，政府可以用维克里-克拉克-格罗夫斯机制计算出试剂盒的最佳生产数量。首先，政府必须决定生产yj的总收益是多少。接着如我刚开始展示的模型，政府会关注总收益减去总成本的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希望净收益最大化。

但问题是政府不了解成本是多少，虽然生产者知道成本，但政府不知道。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呢？政府可以让每家公司上报其成本函数。我所说的上报成本函数，也可能包括那些从未生产过试剂盒的公司。政府可以提前通知，任何想要生产试剂盒的公司，只要愿意上报成本函数，都欢迎加入。政府拿到所有这些报告后，接着就可以算出每个公司的生产水平，使总净收益最大化，然后告诉每个公司k，应该生产y k*。政府如何让公司k报告其真实成本函数显然是这项工作的关键，因为政府希望最大化真正的净收益。因此，政府需要让k公司报告其真实成本函数。事实证明，有种简单的方式确实可以使公司报告其真实成本函数，是这样的。

假设政府向k公司支付了图中表达式的金额。此表达式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第一项对应所有已完成生产的总收益。第二项是减去所有其他公司的成本，因此k公司不包含在内。第二个部分是在假定k公司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归社会所有的净收益。因此，让我们想象一下，政府进行了这种最大化，并将k公司排除在外。那么，前两项减去括号内两项就是k公司的存在对社会收益的边际效应。前两项是k公司存在时的社会所得，括号中的两项就是k公司不存在时的社会所得。向k公司支付的是差额。我认为这实际上将促使k公司报告其真实成本函数。然后，在完成所有生产之后，政府可以把检测试剂盒免费分发，或以低价卖给国民。记住检测试剂盒是公共产品，因此，重要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公民使用检测试剂盒。所以政府非常愿意并且应该愿意补贴检测试剂盒的成本，最多会收取一个较为低廉的价格。现在，我要展示的最后一件事是为什么如果k公司拿了表达式中的这笔钱，就会报告其真实的成本函数。秘密在于，这个括号内的部分完全不依赖于k公司的报告。因此，该括号项根本不会影响k公司。

此外，如果我们看一下表达式的前两项，那是除去k 公司自身成本外的社会净收益。因此，如果我们将净收益减去k公司实际需要支付的费用，也就是其真实成本，那么我们就实现了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注意，如果k公司要使社会净收益最大化，就要使用其真实成本，因为其报告中的真实成本将使社会净收益最大化， 这就是论证的全部。

这里包含着机制设计的一个关键思想，就是让公司或消费者等私有部门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行事，从而最大化社会目标。这只需要给他们一个像社会目标的目标函数。这是赋予k公司的社会目标，因此自然而然地，k公司在最大化自身利润的同时，将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福利。这是本可以使用的方法。可悲的是，美国在疫情大流行中并没有使用这种方法。我很遗憾地说，美国政府对疫情大流行的反应相当不好，非常糟糕。如此糟糕的一个原因是政府无视刚刚我所说的这些。

但未来还会有其他紧急情况。在未来的紧急情况下，我希望有人能记住机制设计。机制设计在类似情况下可能会非常有用。

非常感谢。非常精彩。很有见地的发言。您非常简洁有力地告诉我们，在疫情这样的社会危机面前，经济学尤其是机制设计有重要的应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向观众解释一下。 这个想法应用到现实中时，主要面临的障碍是什么？是政府方面的信息障碍还是预算方面的障碍？请您回答一下。

我认为更多是前者。

政府缺乏信息，而机制设计是政府获取其所需信息，更好优化经济的一种很好的方式。的确，政府会因此入不敷出。政府将向公司支付其边际贡献，随后以更低的价格将产品转售给消费者。因此，政府将不得不弥补其中差价。但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在谈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资助。不能指望通过私有市场为公共物品提供资金，那样将永远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因此，就像任何公共产品一样，政府必须是主要的出资人。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障碍，因为任何公共产品都是如此。信息问题是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通常生产的商品。我们不太了解它们的费用。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哪些公司可能会对生产这些产品感兴趣，因为这些产品是去年都没有生产过的。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机制来促使想要生产的公司表明自己的意向，并指明生产这些产品的开销。

好的。

现在，在政府的信息缺失问题中，哪一部分是最突出的问题？你认为是效益函数，试剂盒的收益还是疫苗收益？还是其他部分？对于政府而言，最难正确估计的是哪一项？

我认为关键是成本。你看至少有些人了解这些费用。公司大概知道自己的成本，但政府并不了解。因此，这是一个信息传递问题。如何让这些知道成本的人将信息传递给政府？现在我们可以从公共卫生人员处了解到一些关于收益的信息。他们可以告诉政府测试特定人群可以获得多少收益。消费者无法告知这一点。实际上，由于对测试设备成本没有了解，公民对收益是什么都一无所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从未做过病毒检测。所以，政府最初可能没有关于收益的信息，但是可以从公共卫生官员那里获取，且没有利益冲突。当涉及成本问题时，确实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公司原则上有动机谎称其成本高于实际成本。那你怎么克服这种固有的夸大成本的倾向呢？但是公共卫生官员没有利益冲突。告诉你试剂盒的收益是他们的工作。因此，人们可以依靠他们获取与收益相关的信息。

埃里克，你说得太好了！现在让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也许可以作为您今天的总结。许多政府未曾或还没有使用这种机制来应对此次疫情。而像您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对这种机制有了一些想法， 当然了，（政府）需要您解释这种机制，让他们能够理解。这些事实是否说明，我们经济学家的工作做得不够好，没有告知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这种危机，您是否认为这暴露出我们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工作效率不高？

我同意这一点。我们经济学家有两个任务，或者说两个责任。一个是进行基础研究，比如说机制设计，发现各种机制，比如我今天所讨论的这种机制。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就必须成为经济学发现的公共发言人，并将这些想法传达给政治决策者。因为只有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些有趣的想法才真正有价值。这是最初我对社会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我将它看作一种潜在手段，让政府对我们经济学家的观点感兴趣。我们需要表达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有效地与政策制定者沟通。谢谢！说得太好了！

埃里克，有一种说法也许我们可以在实际演讲中使用。请允许我问这个问题。您是否同意，您提出的让企业说真话的原则可以用简单的隐喻来解释？当我们教育年幼的孩子承担责任时，我们会要求孩子表现得像一家之主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让孩子设身处地的为我们着想。如果您同意，也许您可以用自己的话说，我们整合一下。您同意这个隐喻吗？您是否同意，我们可以像要求孩子为父母着想一样，（要求他们）看到全局？

对的。有时候孩子行为不当，我们会说，如果让你来做父母，那你做事时就会有更多责任感。我同意这个隐喻。当然，就生产试剂盒的公司而言，他们所得到的回报绝不只是一种隐喻，你不必让他们设身处地地为你着想，因为他们得到了报酬，如果他们有兴趣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就会像社会计划者一样行动。所以他们不需要设身处地地去着想，而在家庭和孩子的情境中，孩子却需要。